打工新鲜事 互联网大厂推出众包平台，兼职机会更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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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的“竹节”、美团的“满天星”、京东的“京客服”……从今年年初开始，多家互联网大厂推出了新的兼职众包平台，这些平台正在成为年轻人副业的新阵地。
互联网大厂启用众包平台后，主要发布哪些岗位信息？收入如何计算？未来是否会成为主要的用工方式？近日，有媒体记者亲自对部分有关众包平台进行了体验。
（图源：劳动报）

兼职众包业务延伸海内外
近一年时间，互联网大厂们除了陆续推出多款新的兼职众包平台，还将兼职用工需求发展到海外。近期，阿里巴巴在东南亚上线了一款名为“Daraz Flex”的产品，针对东南亚有空闲时间的人员，让他们在该平台上通过兼职工作赚钱。

实际上，互联网大厂一直都有这样的众包和兼职业务。比如，此前就存在的腾讯的搜活帮、百度的众测、拼多多的赚钱任务。目前，国内互联网大厂基本都有着自己的兼职众包平台。

以“任务”形式展开用工
不同于传统兼职平台，互联网大厂推出的兼职众包平台普遍以“任务”的形式展开。

以字节跳动的“竹节”APP为例，上面的任务有字幕翻译、方言配音，以及身体数据采集等，围绕着字节的主要业务进行任务分配。

但是，认领每个任务需要公会报价，因此，个人用户无法直接报名参加兼职工作，需要参加公会，公会的会长才有报名权限。

据悉，竹节没有学历上的硬性要求，但是其众包任务也带有一定的专业性，所以参与报名的用户，需要参加平台的课程学习和考试，合格后方可加入公会，参与兼职任务。

（图源：劳动报）

聚焦数据任务和业务相关
有媒体记者体验发现，平台上的任务主要是数据任务，包括语音录制、语音转写、图片标注、文本标注、文本采集、外语翻译、音频采集、医疗文字转写、医疗图片标注、视频标注等等。

除了数据类任务，京东和美团推出的京客服App和“满天星”，则主要针对与自身业务较紧密的简单工作释放需求，并且部分兼职门槛逐渐向正式岗位的任职需求看齐。

比如京客服就是兼职类客服众包平台，主要业务是电话和在线两种兼职形式服务京东商城客户，但与上述平台不同的是，京客服对于用户的要求是要有高中以上文凭，用户可以在平台自主选择工作时间。

赚钱依靠平台发布的“任务”
目前，国内大部分兼职众包平台的赚钱模式与字节的竹节类似。

比如，记者下载腾讯“搜活帮”App，通过微信注册后，需要先做一个评估，随后系统会用户比较适合哪些任务，并且定向推送这些任务。

当腾讯有什么App要推出，就会发送任务到平台，让用户登陆测试有没有BUG，或者是有什么地方使用不习惯，做完之后就会审核然后发放元宝，而这些元宝能兑换现金。不过记者体验发现，每个任务开始之前需要参加“考试”以获取资格。

兼职效率和难易程度影响收入
在上述这类兼职平台可获得的收入，最主要的还是看兼职者的效率和任务的难易度来定。
以“搜活帮”为例，每个任务按照平均500元宝（元宝：平台虚拟货币，可兑换现金）来算，1000个元宝币可兑换1元人民币，如果一天做80单，也就是40000元宝，算下来有40元。也有类似正式岗位的审核任务，只不过每单的用工价只有0.3到0.4元。
不过，有媒体记者在登录上述大厂兼职众包平台后发现，现阶段，各App的“任务广场”并不“热闹”，释放的任务需求并不多，部分App甚至显示“空栏”。
（图源：劳动报）

兼职正成为大厂重要用工需求
从上述体验不难发现，大厂们正在将重要甚至核心部门的工作兼职化。
一位大厂HR表示，兼职确实在成为大厂用工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这些工作大部分人都能做，特别是有些自由职业者还拥有符合他们兼职工作的技能，这也让大厂的兼职用工有了保障；此外，兼职众包比正编员工的用工成本和风险更低，在如今的大环境里，兼职众包这种用工方式正成为大厂的新选择。
有业内人士也认为，传统的零工劳动正向互联网平台零工劳动转变。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示，目前中国平台上活跃着近70万名自由职业者，在50多个城市上线灵活就业岗位超过300个。
网络兼职风险依然存在
然而，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角度出发，此类网络兼职依然存在不少风险。
有媒体关注到，用户在此类平台“做任务”时，除了在注册时签署了一份“用户协议”，并未有任何保障类协议。因此，目前兼职劳动最大的风险还是兼职劳动者的权益易受到侵害，维权困难，因为第二份工作多是根据劳务合同或承揽合同关系定性，劳动者在无形中处于劣势地位。
此外，部分平台还设有“兼职会员卡”，或积分等制度，要求用户先充值后接任务，这就需要用户谨慎判断，以防受骗。
互联网大厂在用工方式上纷纷瞄准众包兼职平台，与平台经济在近年来展现的强大优势密切相关。11月23日，《经济日报》邀请多位专家，围绕“发挥平台经济稳就业作用”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平台处于用工优势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王伟进分析，平台在用工中处于优势地位。

平台用工与传统用工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平台成为用工的组织载体和组织方式，平台掌握运转产生的大数据资源和技术，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劳动规则制定优势。平台正常运转需要规则，注册平台意味着对平台规则的接受。以平台与众包骑手签订劳务协议为例，平台在劳务需求信息提供、配送服务规范、报酬和奖惩规则、社会保障参保方式等方面具有决定权，骑手必须全部接受才能注册和接单，协商空间有限。
二是劳动调配的技术优势。平台拥有消费者和用工的海量数据，可依托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不断优化用工配置、提升效率。以外卖平台为例，平台通过算法可找到距离最近、用时最短的骑手，进而促使骑手不断减少配送时间。
技术进步推动就业形态转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力行在讨论中提到，如果说几亿农民工进城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特有的现象，那么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的涌现则是全球劳动力市场共同发生的结构性变革。
究其原因，与互联网、智能制造、云计算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紧密相关。例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交易费用呈现下降趋势，许多生产服务流程被分解，引发了去公司化、去组织化的趋势。
再如，云计算的快速发展使许多中小企业的研发和供应链管理被移到云端，技术进步推动了许多企业雇用需求的变化，或是进行扁平化改革、裁员瘦身，或是将非核心工序外包，衍生出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众包等用工形态，引发了就业的非正规化、灵活化、多元化趋势。
可以说，正是由于技术进步，促进了企业组织结构变革，推动了就业形态转变。而平台企业的应运而生，则加速了这种转变。
企业管理与公共服务迎来挑战
就业形态的转变，伴随着雇用关系的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挑战。在传统的固定雇用关系下，企业为员工提供工资、福利，缴纳五险一金，员工只为一家企业服务。当固定雇用关系出现分化，在短期、灵活、多元的雇用关系下，企业在维持员工质量、保障员工福利等方面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能否及时转变观念、有的放矢地进行经营和组织管理创新，关系到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就业形态的转变，也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挑战。例如现有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主要基于劳动者拥有固定就业单位来提供。而当“以单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遇到大量“不以单位为基础”的新就业形态冲击时，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就成为一个焦点。亟需在制度配套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使得公共服务体系有效覆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好他们的劳动权益、解决好他们平等获取公共服务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前提。
（综合来源：劳动报、经济日报等）
本期编辑：刘小燕 程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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