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之间的聊天，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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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相识在法嘉的云上对谈，
也是一次朋友间轻松的交流对话；
这是一次CXO之间的思想沟通，
这也是一次法律与商务的融合交汇：
那天下午，吕博士、Victor和云晓，相谈甚欢——
这种聊天没有负担、但却足够有深度；
对谈者有相同的视野广度与思考维度，足够让思想有共鸣、思维能碰撞；
整个对谈，持续了3个小时，
话题从“疫情与运营管理”、到“VUCA时代的思考与应对”、再到“喝茶、读书”——
这是一场以知识作茶点、以经验为饮品、融合了分享的芬芳香气的、一顿丰盛的思维下午茶——
法嘉将会把对谈内容进行整理，以连载的方式逐步推出，欢迎大家一起来品。
疫情与运营管理（一）
云晓? ：
我想跟二位交流一下，二位作为CEO和CLO，在疫情期间，每天思考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每天主要关注哪些与疫情相关的信息？
吕博士? ：
我主要关注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恢复。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要有一个思考焦点——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一方面要考虑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的员工；另外一方面要想怎么样能够在“抗疫”顺利开展的同时、让业务受到的影响最小，通过尽可能快的恢复去达到常态。
在保障员工安全的同时，我们也考虑怎么样能够把企业理念、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到实处：有的企业会积极参加抗击疫情的捐赠活动；有的组织员工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对社区和前线的支援活动中去；有的企业则尽可能地安抚员工，让员工能够感觉到企业对员工是负责任的等等。

我主要关注的信息，和企业本身以及企业经营环境这两个方面有关。
从企业的经营环境来讲，我非常关注的，一个是疫情的发展情况。可以说差不多是每天从一觉睡醒再到睡觉都在关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再一个就是关注中央政府和各个地方政府对疫情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因为我们要跟上他们的节奏、去符合他们的要求，还要去了解一些政策性的指引，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都在不断出台一些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比如说上海出台的“36条”。
我还会较为关注其他的一些企业，看看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比如我经常跟一些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这样我可以在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取得大家的经验，尽可能使自己的思考完整、少些纰漏、博采众长，然后用它来指导自己的企业，去做得更加踏实、更有把握。
另一方面，从公司内部来讲，我比较关注的是，本地公司的情况以及总部与全球各个业务单元之间的协调情况。这其中包括了启动我们的危机预案、形成危机领导小组进行信息共享；然后对于企业本身要保证信息的通畅透明，使得员工有清晰的指导方针；同时还要去关注我们的供应商们和客户们的动态，为我们企业恢复生产、恢复运营尽早的做好准备；再有就是我们怎么组织现场的和在家办公的工作人员，让他们进行有效的、积极的应对。
Victor? ：
我觉得我对于疫情的关注可能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公司治理相关的一些事情；另外一个方面是社会资源、社会治理、一些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公司的管理层有个疫情危机管理委员会，是由公司的各个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组成的，每隔一天就要开一个电话会，会上考虑的问题是疫情的发展情况，包括疫情的数字、疫情对于我们营运各个方面的一些影响。
我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对员工的保护。员工回上海以后怎么进行隔离，如何逐步地进行复工，如何安排防护措施。往下细分，就涉及到在家办公的员工、在办公室上班的员工和在工厂里的员工，怎么去分门别类管理。客观来说，在这样的危机中，跨国公司始终是把人的生命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他们运营了这么长时间最重要的一个心得和经验。
第二条主线，是我法律部所需要关心的、与业务相关的法律事务。一个方面是不可抗力问题。此次疫情从法律上来说，通说是认为构成一个不可抗力事件；但是不可抗力事件应该如何应用到我们商业合同履行的实践中间，是有问题的。根据中国的《合同法》规定，不可抗力要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才能免除合同违约责任——当然还需要提供相关证明，并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于供应链的影响——供应链包括仓储和物流；我们要分析如何处理、并采取措施减少影响。
第三条主线，是如何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比如：如何与各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协调，包括如何争取一些服务扶持的政策；如何与总部、还有其他国家的关联公司协调——因为跨国公司的整个供应链是全球化的，如果中间的一个环节出现了梗阻，那后面就会有问题。就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有限情况，在中国，物流正逐步地恢复；但对于韩国、日本、新加坡、整个大亚太区来说，现在有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亚太区受影响后，又会逐步影响到欧洲、北美、中东等地，这些问题处理起来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

疫情发生以后，促进我反思的，是公司事务以外的一些方面。比如像社会治理——包括像中国卫生治理机制，这次疫情不可能不触发我的思考：这次暴露了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些短板、不足，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去承认有这些问题。就拿《野生动物保护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来说，法规都有的、理论上是可以运作的，但实践中不然。
就像在公司里做项目，不能只听一些理论的假设和分析；而是要从实际的角度，把整个过程捋一遍，看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中间有哪些阻碍——这是非常重要的。
云晓? ：
二位分析得非常全面，而且你们不只是关心眼前的一些问题，也有很多反思。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特别是在病毒面前——像Victor刚刚提到的，原来我们觉得疫情是中国的事情，国外也觉得这是中国的事情；但病毒并没有国界，它现在是亚太、是欧洲、是全球的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思考和反思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对谈的一个好处：大家在分享和交流自己思想的过程，我们可能不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去思考很多问题，这个也是有真正的益处的。
Victor?：
我还想补充一点，其实对于公司法务部来说，大家都是读法学院出身，对那些公司法、民商法相关的法规会比较关注。但我们要意识到，实际操作中，我们会涉及到不少行政性法规——这些法规写得很简单，从法律职业和研究的角度，可能没有多少方面可以去细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它是合规的一个部分，我们是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的。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一般不大愿意去接触国际贸易制裁这些问题，但是如果出了这方面的事情，对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而不是像民商法所涉及的、可能是一笔年底款收不回来或者一两个产品质量纠纷的问题。其实经济方面的问题跟公司联系更紧密、影响也更大，这也是法务需要引起重视的。
吕博士?：
关于国别制裁这个问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在国内运营的这些企业在“走出去”之后，对此不是特别重视，总以为这些是跟外交、跟政治关联比较多，跟企业关联少。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碰到的一些风险，很多背后都有“国别制裁”或者叫“国别风险”的因素在起作用。
云晓? ：
我非常同意二位的观点，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时代，全球化原有的优势可能已经基本展现完了，现在大概率处于波动和整合期，我们会在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之间看到波动和反复。以前大家感觉“国别制裁”不太会和自己有关，但若是单边主义或者是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国别制裁在今后可能会有一个上升趋势；一旦被上升，那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至少在某一个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任期之内，就很难逆转过来了。
这对我们法务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管理层、特别是跨国公司或者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但目前大家可能还没有重视起来。
……
【未完待续】

吕建中（吕博士）
英国伟尔集团（The Weir Group）中国总裁
上海外商投资协会监事长
可持续商务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先行者

沈悦志（Victor）
汉高集团北亚区
(大中华地区、韩国及日本)
总法律顾问
“未来法总”班第一期导师

陈云晓（云晓）
英国伟尔集团（The Weir Group）法律总监
法嘉大使
卓越法务与合规人才计划学有所成奖获得者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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