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特点和外貌描写，蝴蝶的特点和外貌描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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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梦蝶的故事里有一句话,说是“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过去有人曾批判它为“荒唐逻辑”,其实,世上确实有好些事情它们之间的界限是说不清的,比如艺术就有許多问题说不清。

赵世英曾在北京晚报上撰文说他非常喜欢《思念》这首歌,听过多少遍也听不够,一次次莫名的惆怅,一次次思绪万千,一种空灵、朦胧的情感融汇在这淡淡的怀念优伤之中。是友谊?是爱情?是失落?是哀叹,怎么也说不清楚。后来凑巧见到乔羽,于是问及当时写这首歌的心境,乔老说:“…那天蝴蝶飞进书房里绕着四壁飞,似乎在寻找什么,又似乎失掉了什么……”“艺术本来就说不清楚,我就是说不清楚。不过,那肯定是比友谊和爱情更纯真更升华,人生都可能有所体验过的感情。”文中还记述了乔老这样一段话:“日前有位翻译要把此歌翻成英文,问到作曲家谷建芬说,英文中的蝴蝶都是有性别的,乔羽先生写的蝴蝶是男性还是女性?”回答极妙:‘大概是男性唱时就指女性蝴蝶,女性唱时就指男性蝴蝶。”两位艺术家的谈话实在是妙极了!艺术本来就说不清,不仅中国艺术如此,西方艺术也是这样。这种艺术思维的模糊性当然也会反映在语言上,我们从那位翻译和谷建芬的问答可以看出,比较而言,汉语中的“蝴蝶”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而英语中的“蝴蝶”却是有性别之分的。就性别之区分而言,英国的“蝴蝶”要比中国的“蝴蝶”精确得多,如果从动物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英文的“蝴蝶”在表达上的精确性是非常必要的,它会给科学研究带来不少方便，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种精确性却显得十分蹩脚,很难表达赵世英所讲的那种空灵、朦胧的情感,也就是说,它缺少艺术所需要的那种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1988年杨振宁教授在访问新加坡时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潘国驹曾就文化与科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在这次交谈中他说:“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这有很多好处……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又是一个优点……中国的文化是比较向诗意及宏观的哲理方面去发展……向模糊、朦胧以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与具体的方向走。”可见它们之间的区别还并不仅止于语言,而是整个文化上的区别。

西方一些颇具卓见的艺术家和理论家把中国的艺术称之为“意象艺术”,惊呼“真正的艺术在中国”,这当中大就包含了对“意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赞叹,因为审美意象之“象”总是感性的,实在的,因而是可以感知的,而意象所表现之“意”则是超感性的,虚无的,需要我们经过对“象”的把玩品味才能悟出,而且其具体所指究竟为何种情感意趣,又有其亦此亦彼、可解不可解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它又具有恍惚而难以把握的特点。中国艺术特别是古代艺术的这些特点是和传统思维的整体性、模糊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事物喜欢直觉地从整体上去把握,思维方式向着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方向发展而忽视细节、忽视定量分类,忽视精确分析。中国山水画中山峦之上常常点染着许多墨点,那是草?还是树?很难说得清,只觉得一片葱茏而已，有些虽然可以辨认为树和草,但多数又很难确指是什么树,什么草,只能从总体上去感受和气韵的,至于是槐、柳,还是松、柏,任你去想就是了。古典诗词里的风、花、雪、月、山、水、鸟、树繁细精确的描写并不多见,多采用点到为止的白描手法,只追求一种想象的真实而已,而这种想象的真实就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波特莱尔认为“艺术越想达到哲学的明晰性,便越降低了自己。”他更倾向于对模糊之美的追求。当然,模糊、空灵等等只是艺术的一种境界,一种风格,而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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