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7年,是顺治执政的第十四年,也是清军南侵入关、定都北京的第十四年。
和之前所有的王朝一样,清廷的统治者在完成初步的军事占领之后,就想从文治上彻底占领侵占的土地,而文治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科举取仕。
古代的科举取仕远没有今天的高考公平公正,但是也算是给了“基层百姓”一条上升的通道。
清朝的科举基本沿袭了前朝的惯例,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因为清廷是从北往南入侵的,所以北地的各个阶层,较先享受到了清廷的“温暖”,所以清朝初期,北方的各阶层要比南方的各阶层,要先一步在朝堂上站住了脚跟。
而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的后果,从一场案件也能管窥一斑。
按照惯例,公元1657年是清廷三年才有一次的科举考试。据相关史料记载,本次顺天府报名参加科举的总人数,大约有4700人左右,不过和历代的科举一样,,这次科举的录取率同样不高,只有不到百分之四,也就是说着4700多名应考者,最后能通过选拔的,只有区区两百多人。
这么低的录取率,并不是清廷的编制没有那么多,而是这条路并非是清廷选拔人才的唯一路径,其实非止清廷,古代凡是用科举取仕的王朝,几乎都不会把这个口子开得太大,至于原因,自然懂得都懂。
在科举考试正式开始之前,顺治皇帝按照惯例,为顺天府的乡试指定了主考官,同考官等十几人组成的监考班子。在这次的同考官中,有一个叫李振邺的人,他因为自己就是科举出身,所以对科举过程中的一些“小窍门”是熟谙于胸,并想借此谋取私利。
熟悉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科场舞弊历朝都不鲜见,历代的朝廷为了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想出了很多的应付策略,其中最有效、且应用最广泛的,就是“糊名”和“誊抄”。
顾名思义,“糊名”就是拿东西把考生的名字给给糊上,防止考官知道参加科举的人是谁,从而杜绝考官徇私舞弊;
“誊抄”则是把答案重新让吏员重新揣抄一遍,目的也是防范考官根据字体判断出考生来源,在电视剧《贞观长歌》中,曾有算命先生为考生测字,从而判断他无法考上的桥段。
在电视剧中,算命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能考中的那些人,往往是高门大户(当时不糊名),且书法很主流(专门的学习传承),你一个非高门大姓的老百姓,书法又“非主流”,考官不看内容就会直接过掉。
按理说,有了“糊名”和“誊抄”这两项保障措施,考官想要徇私舞弊就比较困难,但在实际过程中,“糊名”和“誊抄”并不能真正杜绝考官徇私舞弊。
比如考官提前和考生约定好一些特殊的用词,只要考生在考卷中想办法用到,考官自然就能找出谁是“自己人”,李振邺这个从科场上走出来的考官,对此自然是了如指掌,于是李振邺就开始积极落实自己的“赚钱大计”。
考官之间的勾结对于李振邺来说并不难,因为当时清廷刚刚入主中原,满人对科举的一些“小技巧”并不了解,而负责监考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中原的“自己人”,所以大家对于从中获利既熟悉又不抵触。
至于如何和考生们建立起联系,李振邺也有自己的门路,在当界的考生中,有一个叫张汉的人,他本来就和李振邺相熟,而且私交还很深(李振邺的老婆要从老家来京,李振邺就把自己养的一个外室托付给了张汉),所以李振邺就打算让他当自己的白手套。
张汉一看自己不光也能从中牟利,李振邺还答应在考场上帮自己一把,再加上两人有“托妻献子”的交情,自然是一百二十个愿意。
在一番运作之下,李振邺最终通过张汉联系到了二十多名考生,但是在交易的时候,张汉不满足于只沾点油水,于是他就在分成上动了手脚,李振邺虽然有把柄在张汉手上,但并不打算就这样“忍气吞声”,于是在后续的操作过程中,他并没有按照约定人数来操作,而只是从二十多人中只挑了五个人操作,而张汉并不在其中。
有关人数的问题,也有另一种说法,该说法认为,当时因为试卷数量太多,李振邺的帮手有限,所以就没能完整地把这些人挑出来。
不过不管哪种说法正确,总而言之,张汉拿了那么多的钱之后,并没有为那么多的人“负责”,所以他本人就在考生中留下了麻烦,而且他自己也因为没有得到李振邺的照顾而名落孙山。
不知道是花钱没办成事的考生不满,还是没花钱但有能力的考生因为没选中而不满,总之这件事就被捅了出来。在一开始的时候,李振邺还不以为然,因为他的这种操作算是当时的一种惯例,但是后来随着言官的弹劾,张汉等人的举报,李振邺的问题直接被反映到了顺治的跟前。
顺治皇帝当时很愤怒,后果自然也很严重,李振邺等相关人员被斩立决,受牵连的二百余人被下令流放。
不过除了被要求处斩的李振邺等当事人之外,其余的受到牵连的二百余人并没有真正被流放,后来甚至是不了了之了。而在同一年,江南的科举也被爆出了类似问题,而当时顺治是大动干戈,该杀的基本都杀了,而该流放的,基本上也都走了一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顺天府的科举,基本上针对的是北方士林,参与其中的官员也基本有北方背景,而文章开头咱们就说了,北方的各阶层进入清廷较早,所以在朝中已经有了根基,所以他们在朝中的影响力,要比江南的影响更大,所以这起案件在一些人的影响下并没有铺开,而江南的则没这种“好运”,甚至还很可能被北方的力量摆了一道;
第二,对于顺治皇帝来说,无论哪里的科举出问题,根子上的原因应该是瞒不过他的,而且他作为清廷的皇帝,也未必没有借机敲打中原籍官员的心思,而之所以南北的处理不尽相同,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北方势力影响较大,他只能“适可而止”,而对于南方的处理,他就可以表现的更强硬一点;
毕竟上位者的管理之道,不是斩尽杀绝,而是权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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