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房子信息发布朋友圈怎么写,怎么发出租房子的朋友圈

作者：丁未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赋权、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等。主要作品有《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译著）。

主讲人：丁依然

2020级传播学博士

书籍特点（个人观点）：很多篇目已发表，学术性较强，综述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每一小节的开始和结束部分。其中三个部分攸县原住民ICT实践、攸县的哥打造共同体、流动中的家-女性-婚姻，以攸县的哥打造共同体的一章最符合本书题目。

绪论：空间、社群与ICT

第一节

引子

流动人口——攸县出租车司机却称不上“移民”，他们是身在城市根在乡村的“两栖人”，所以只能叫“流动人口”。由于目前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他们绝大部分人只能将城市当做一个打工赚钱的暂时之所，他们的根——家人、住宅、农田、主要的社会关系仍在乡村。因此，与流出地的家乡时刻保持联结的纽带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农民工”是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遗留下来的产物。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就在于农业、工业、信息三种社会形态在他们身上奇妙的结合，并构成了中国有别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

信息传播技术对于背井离乡“流动”的人们来说，其意义非同一般。

第二节

流动中的社会关系研究：理论反思与时空架构

面对上亿流动民工进城的社会场景，中国社会学界做了大量探讨。其中大部分相关研究以民工进城后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为研究重点；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姑且称为“排斥观”；另一类可称为“同化观”。所有这两类研究基本上都反映了农民工进城后产生的城市“二元化”弊端及中国农民城市化之艰难；而且这些研究虽然角度有别，但也都离不开对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的分析、探讨。总的说来，中国社会学界动用了自齐美尔以来西方大量的学术资源。

略有不同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发现进城农民工再次就业或随着城市居留时间的延长，会拓展一些异质性的、弱社会关系网络，如包工头、异地工友、城里人、当地居委会等；但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仍然是他们社会网络中的强纽带关系。

上述这些研究理路和结论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这种大而化之的血缘、地缘关系结构似乎没有给流动中的主体提供多少能动性的余地。换言之，进城后的血缘、地缘关系与进城前的血缘、地缘关系难道还是一模一样的关系模式？解释力？

产生这种形式主义研究（或米尔斯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研究）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大量农民工研究采用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红极一时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概念和方法，这本身就存在语境上的误用。1970年代美国这方面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体主义文化在美国社会的转型。尤为重要的是，西方经典的社会资本概念是建立在公民社会、自愿社团基础之上的。

此外，西方经典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深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试图以社会关系结构来描摹总体的社会结构形态、以网络结构来推断个体的资源摄取能力。问题在于，其一，社会资本是结构性的产物，这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关系互动性中可能蕴含的复杂的文化、情境与心理；其二，人是有目的的、理性的甚至功利的行动者，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具体的人抽象为概念的个体。而作为研究工具的社会网络分析法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如定位法、提名法）和测量指标（如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网络构成）所得到的基本上只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形态学描摹，而且高度抽象，几乎无法顾及关系互动时丰富的情境、心理活动，尤其是东方关系文化中那些微妙的“规则”、“游戏”，比如许多学者已经研究过的中国关系文化中的人情、面子、报、缘分、差序格局等。

目前大量流动民工研究的第二个缺憾即“过程研究”和“实体主义研究”的不足。网络分析法只涉及了关系建构和资源动员中who（谁）的问题，而无法解决why（为什么）和how（如何）这类更为关键的网络形成和变化背后的机制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社会网络分析法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一些实证材料粗糙或演绎推理型农民工关系研究所存在的弊病。——要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关系实践”

第三节

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身份社区”研究

在深圳，差不多人人都是异乡人。不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有空间聚居的习惯，深圳城市化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中村”内就有地域性群体聚集的现象，所以也形成了不少“同乡村”。地处深圳福田区的石厦村就是一个同乡村。据估算，这里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多达3000人左右，并聚集了其他攸县人共计8000~10000人，所以“石厦村”又被称为“攸县村”或“攸县的哥村”。

田阡从身份转换、生活世界、信贷经济等方面对攸县出租车司机如何在石厦村建构身份社区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田阡发现攸县人在从农村到城市落脚、实现职业身份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社群内部的行业规则和生活秩序。这其中，准许证的获取、主副班制度的建立和借贷网的形成是其中三个关节点。

田阡关于攸县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遗憾。首先，田阡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这个身份共同体的ICT实践。其次，田阡的研究采用了西方学者的“身份社区”这一念，但当这个概念移植到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特定的社群时，田阡没有做出明确的重新界定。其实，田阡文中的“身份”已不仅仅指西方学者所指的职业和阶级，而更是一个文化上的地缘概念和特殊制度下的户籍身份。但他并没有回答职业团体（业缘关系）对这一身份共同体究竟意味着什么？与地缘和户籍身份相比，职业身份的实质是什么？再次，田阡的研究在地方社区（community）意义上基本囿于攸县的新中村和深圳的石厦村（尤其是后者），他的笔触很少离开石厦而涉及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职场”；在社群（community）意义上，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城市市民、出租车公司管理层和石厦村原村民，忽略了社群外部的种种社会力量对这个身份共同体之建构过程的影响力。

第四节

Community Communication：ICT实践中的社群关系与权力

通常community communication中文翻译为“社区传播”，我在这里特意舍弃了这个译法，因为中文的“社区”地理意味太强。Community communication是西方传播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以杜威、帕克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就对community与communication的关系进行过经典的论述和研究。但由于美国的community communication主要是放在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参与、社区整合这一框架之下，与中国社会，尤其是我书中所考察的流动民工研究在语境上几乎无法对接，因而经再三考虑，最终舍弃了有关美国community communication的文献综述。

在关于石厦村社区传播研究中，作者从上述社区空间的各种传播基础设施入手，采用地图法绘制了石厦村公共空间和涉及ICT服务的所有的“点”（sites），以在地理空间层面勾画出一幅流动人口社区现实的传播图景。但我较为侧重社区中的ICT设施，将流动人口放在他们正所处的信息社会环境中，分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ICT实践（包括社区ICT经营者与使用者）；然后再到他们如何利用ICT（尤其是新媒介技术）结成他们特有的社会网络。这一过程（即“传播基础设施——人的ICT实践——人的关系建构”）总体上以空间为主导：因为有了ICT基础设施的介入，从而有了新的实践，产生了新的关系。

本书以深圳“攸县的哥村”（石厦村）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人的ICT实践、人的社会关系建构为线索，试图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石厦村社区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反映了什么样的社群边界和社群关系？石厦村的ICT商业空间与商业行为展示了底层社会怎样的ICT实践？这其中，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又得到了怎样的呈现？2.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在掌握了新媒介技术之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建构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血缘、地缘这种乡土社会的关系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在城市的职业身份究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难以实现现代职业团体转型的原因是什么？当他们面对“新的社会、新的可能、新的关系”时，尤其当互联网的陌生人出现在他们生活中时，他们的社会关系受到了怎样的冲击？3.在这个“身份共同体”（田阡所说的“身份社区”）的形成过程中，假如以他们的ICT实践为线索，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图景？ICT对这个身份共同体的建构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技术的更新换代又是如何改变权力格局与关系网络的？建立在ICT基础之上的身份共同体对这个流动民工社群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第五节

技术与社会：对方法论的反思

作者在这些年的新媒体研究中发现，立足于手机、互联网对农民工的影响研究（或称效果研究），其实预设了一种因果关系——技术影响了人；事实上，技术是嵌入在人们最细微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互动中的，人的文化属性、生活境况决定了技术使用的“情境式”框架，其内容包括：（1）关注实践；（2）关注关系系统；（3）关注脉络（context）。

情境式研究对社会的理解只停留在相对微观的经验世界层面。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在阐释人的交往行动时，曾提出了“生活世界”（lifeworld）和“系统”（system，或译为制度）的“双层建构”论（two-level construction）。哈贝马斯认为，人的交往行动发生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接合处”（seam）。“社区”（community）这一中观层次是连接宏观社会系统与微观生活世界最佳的接合处，也是考察传播行为中制度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如何互为作用的理想场域（Friedland，2001）。

第一至第三章关于“社区传播”的内容主要采用地图法，此方法完全得益于邱林川对广州石牌村的媒介商业环境测量法，包括编码方法等；另以亲身观察、访谈法和问卷法（针对媒介经营者）加以辅助。这部分的材料基于2008年和2010年两次石厦村社区传播生态的调查结果，由于2010年内容较新、经验上比较成熟，故书中主要采纳2010年的数据。书中第四、第五章关于攸县出租车司机“空中共同体”研究，在方法上采用了比较严格的、阶段性渐进的个别访谈——焦点小组访谈——再到个别访谈——问卷调查（针对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有效问卷331份）。书中有关车载通信设备和司机手机使用的材料，尤其是关于对讲机主要发展脉络的材料经过了多次、多人互相对证，因此有些材料虽基于受访者的个人经历，但被采纳的内容大多求证过其他司机。第六章的内容来自对20名攸县出租车司机妻子的焦点访谈，在有/无职业、年龄、学历上尽量各有选择。

第一章

社区传播生态：一幅“混搭”的媒介地图

石厦村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有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从事出租车司机职业的移民，陆续在这里生活。2000年以后在高峰期，石厦村的士司机曾经达到3000名左右，加上其家庭以及围绕着攸县出租车司机家庭而聚焦的餐饮、小店、菜档等行业中的攸县移民，总共有约一万攸县人，占石厦村流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正因如此，石厦村又被称为“攸县村”。

深圳市政府所在地的福田区，虽然只有15个城中村，但都在城市最中心的CBD地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经历了无数现代与传统、政府与社区在权力与空间上的利益博弈；成就了大量关于农民“种楼”、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

第一节

石厦村非商业传播点：古迹与传统

2009年10月27日《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五百岗厦旧楼倒下十个亿万富翁站起来”的文章讲述了石厦村村民们如何感受到土地的价值。

大姓与宗祠：石厦村的两个大姓为潘、赵。潘、赵两个祠堂既作为历史古迹的空间存在体现出华南地区传统乡村宗姓制度和民间信仰的文化气脉，又是石厦海内外原村民祭祖聚会的场地，它有着更为严格的社群边界。

经访谈得知，每年元宵、重阳两节的祭祖和大盆菜宴已成惯例，海内外如荷兰、英国、美国的石厦潘姓成员，港澳台以及国内江西等地潘姓家族都有人自动前来。

祭祖赴宴自然是为潘家聚人气、传香火。有意思的是，这些活动在村里已经制度化。共同的利益令这个共同体的凝聚力更强、协同性更高。

第二节

石厦村非商业传播点：政治与乡俗

石厦村只有区区0.23平方公里，各个角落走一遍也要不了20分钟，但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石厦村的非商业传播系统较为完整，这里既有原村民的历史古迹，也有现代社区管理的基础设施和乡俗坊间的休闲娱乐。

“杂”无疑是今天石厦村的一大特色：南中国地区大城市中的城中村，通常都有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学堂（幼儿园和小学）。村内各个交通要道设有社区信息栏16个，它们是石厦社区管理的一部分。社区的三类信息栏代表着政府（法制宣传、计划生育宣传、党建宣传、消防宣传等）、商业（房屋租赁，“求副班”）、村庄（“石牌村村规民约”）三个系统的同时“在场”。

遍布全村的几十个麻将/纸牌点（2008年统计数据为77个，2010年为56个）是流动人口日常聊天、休闲的据点，牌桌既是同乡好友聚首的地方，也是传播家长里短、小道消息的集散地。这里尤其是攸县司机的妻子们日常传播、交流信息的场所。

第三节

商业性传播点：结构与特色

在目前石厦村可利用的0.2平方千米的社区，在册登记的各类商铺却多达526家，这些商铺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暂居在石厦村数量占98%以上的流动人口。据2010年的调查统计，与信息服务业有关的固定店铺就有132家，占所有商家的25.1%，也就是村里每四个正式店铺就有一家涉及ICT服务业；此外，村内另有流动摊贩5个，分为卖报刊、书籍的小摊共3个，1家卖光盘的和1个专事手机贴膜的小摊。总体上可见村内居住者对ICT需求之旺盛。

石厦村的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在空间上由外到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共三个空间：（1）边缘向城市的辐射与重合：石厦村那些开设在村与城交界处的店铺构成了整个社区商业信息服务点的第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由于直接临街，因此在地理位置上与城市连为一体，石厦村面向城市的这些店铺无论门面装潢还是服务项目都与城市没太大差别，它们主要经营招牌广告制作、数码照相和电器安装维修（类似于“数码广场”“电脑城”）。（2）内生性特征：石厦的第二个信息服务商业空间主要分布于村内主干道的两边，这是整个石厦村商铺（包括信息服务业）最密集的所在。这些店铺的面积都不大（20~30平方米），内部空间较为拥挤，有些店铺连正式店名都没有，只有招牌，上面直书“公话超市”、“中国移动”……在外表和功能上，“混搭”无疑是石厦村商铺的最大特色，ICT产品俨然成了这里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很自然地与油盐酱醋、报刊书籍、五金杂货混杂在一起，如“万通通讯”（G04），店面写有“公话超市、手机充值、香烟打印、传真复印、配锁匙”……横跨好几个互不相关的项目，算是比较典型。（3）石厦村第三个信息服务空间是城中村最富个性特色的所在，它“潜伏”在社区的深处，完全进入了出租屋的私人生活空间。这些深藏不露的信息服务点绝大部分在一楼的民居，也有个别设在其他楼层。总体上看来，这个空间的信息服务点有两种类型，或生意比较清淡（如招工咨询服务），或属于“地下经济”（指无营业执照或被政府严厉打击取缔的经济活动），它们都出于多种风险的考虑而选择这种最节省经济和人力成本的运营方式。

总体上看，2008年与2010年的调查发现，倒闭的店铺多位于第一和第三信息服务空间，前者一般以更换经营者或者转换业务为主，由于投入成本较高，增加了经营的风险；而后者往往是“严打”的牺牲品。第二信息服务的相对稳定性，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缘于那些不起眼的公话超市、手机店背后那一张张地缘关系网——老乡（顾客）帮衬生意，是它们在流动人口社区中维持相对稳定的客源和获得生存机会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

草根的另类媒介经营（第二类空间）

城中村的商业环境产生于权力控制的“空档”。李培林曾分析城中村的商业环境，认为村内的店铺基本上不是以企业而是以个体户登记，交纳的税种和税率也有相当的优惠。还有，石厦村原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房屋出租，如何吸引外来租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键因素。所以不难推测，社区管理部门对于村内商铺的管理，通常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采用了较为宽松的姿态。

第一节

草根的生存之道

石厦村ICT服务的草根性不仅仅表现在产品的中低档次上，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其经营活动的极度灵活上——无论利润多么微薄，只要有利可图，便能在这个草根社区遍地开花。近年来随着中低端媒介产品的开发，通信技术在中低收入家庭中的普及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基础设施及设备价格也大大回落；加上城中村的店铺租金与一般城市地段相比价格相对低廉，因此，经营的“门槛”不高。需求高：石厦有98%的外来人口，他们将这里视为临时家园，绝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安装固定电话，而且大部分外来人口收入较低，与家乡的联络尤为重要。

2008年石厦村IP电话经营点多一方面是由外来人口旺盛的信息传播和情感交流的需求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当时IP电话与手机拨打长途相比仍有差价，所以尚有相当的利润空间。但2008年就发现村内的店铺租金已经上涨，值得一提的是，城中村为吸引租客，在普通住宅的租赁方面随行变动，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一部分附近工厂打工的流动人口失业回家、石厦村内工厂搬迁，导致石厦村租客的减少，租金也随市有所下调，但商业店铺因为有转让费的问题，就失去了与房东讨价还坐的余地，只好默默承受租金不降反涨和顾客流失的双重损失。因此，在多种市场逆势的冲击下，2010年石厦村IP公话店的数量明显下降。

小李来深圳闯荡8年，通过一家四口的努力，果然在石厦村“辉煌”了起来。其实，即使像小李这样的“幸运儿”也只是靠辛劳和技艺，生活相对有所保障，离他自己的发财梦还差得很远。许多小业主都向我提到，他们做着小本生意，靠的完全是“勤力”——说白了就是剥削、压榨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

第二节

熟人社会经营策略

湖南攸县的出租车司机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逐渐通过亲戚或同乡一个拉一个的“链式”流动，聚集到石厦村，而村内的小店铺的商业活动同样基于同乡和熟客原则。这是乡村文化的信任关系在城中村特殊商业环境中的一种移植。

石厦村ICT经营者的主要服务对象以熟客甚至同乡为主，这是一种相对传统、封闭的以地缘为基础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比如，他们回答顾客中“大部分是熟客”的占了53.8%；在“总体上，感觉与顾客相处得如何”这一项，业主均表示“非常好”（43.1%）和“比较好”（52.3%），总好感度高达95.4%。

在石厦村的ICT服务业中，公话超市和手机店这类商铺数量多、业务差别不大，同行竞争尤为激烈，因此，地缘性人际关系网无疑成了吸纳、维持固定客户的一大法宝——“千万不能得罪人”，“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因为是熟人社会，所以也常有赊账、去掉零头等的待客之道；手机店退换货、免费帮顾客手机充电也是常有的事。

有学者提出，自雇就业者的经营特点主要是成本低、进入容易；其次是以家庭为中心，分工合作；再次是超时工作和自我剥削；最后是有一定的积累和发展的可能性。这四点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石厦村自雇型媒介经营、服务者的特征，但还可以加上一点，那就是他们的商业活动大多依附于同乡这类地缘性消费者的网络关系，这是现代商业行为与建立在熟人社会、以信任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第三节

特色服务与流动

针对村里绝大部分消费能力有限、勤俭节约的顾客，同样小本经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ICT服务提供者，也千方百计地创造出一些廉价但实用的“商机”，其中的一项特殊服务是分包、分售服务。在我们2008年的调查期间，村里的不少居民建筑外墙上都贴有中国电信互联网宽带接入的服务广告，最便宜的每月80元，最高每月120元。有些专业手机店将一部分店面分包给计算机维修的专业人员或临时性的电脑下载服务（mp3、mp4下载），将小店铺的空间、功能利用到最大化。看上去这些业务可能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但只要有一点点获利的可能，就会有尝试性的供应。

石厦村大多数ICT服务者，在资金、技能的积累和发展方面似乎很难有光明的前景。由同乡邻里结成的人际网络也由于高度同质性、相对低下的社会地位、十分有限的消费能力而缺少生产性人际资源积累和交换的可能性，由于缺乏发展的条件和机遇，这种靠勤力维持生计的自雇者，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概率很小。

第三章

黑白世界：权力与资源的关系网

（第三类空间）

石厦村的媒介经营服务业是目前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经济的定义是：缺乏劳动法规保护和社会保障的从业人员。其背后的概念是传统经济（包括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中的从业人员在进入城市就业后，没能被纳入国家的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网络。农民工显然是非正规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群体。

第一节

非正规经济与地下经济

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大多源自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传统经济部门的从业人员（主要是农民），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而广泛进行新的现代化部门，包括充当临时非正规工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新、旧式服务，例如维修、工匠、运输、装卸、餐饮、出租车、服务员、裁缝、清洁工、保姆等。一般来说，这些人员的工资待遇相对较低，且得不到国家劳工法的保护，也不会有正规经济部门的医疗、退休、失业、工伤等保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非正规经济，其性质与一些发达国家的非正规经济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世界银行认为非正规经济之所以形成和存在，主要是由于其从业人员为了避免纳税而不在有关机构登记。由美国学者埃德加·法伊格编著的《地下经济学》则将非正规经济称为“地下经济”，认为是由“那些防止和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的经济活动和由此获得的收入构成”。而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经济大量存在于自雇型业主和非正规的用工制度中。

城中村流动人口所盛行的非正规经济，更接近于经济人类学家哈特（Keith Hart）最初提出非正规经济这一概念的所指。这类非正规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1）在技术、资金和组织方面的低入行门槛；（2）家庭经营模式；（3）小规模运作；（4）利用过时的技术进行高劳动强度的生产；（5）不规范且竞争激烈的市场。另外还有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积累能力差等。这些特征与我们考察的石厦村媒介经营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事实上，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对于非正规经济和地下经济的存在与理解，更具复杂性。假如政府所设定的管理制度或条例本身就存在问题，那么站在社会公正的角度看，有些地下经济虽然不合乎政府的规制，但其存在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本章所涉及的城中村家庭网吧（俗称“黑网吧”）是2002年以来政府重拳打击的对象，表面上看它们是地地道道有违于政策法规的地下经济，但它之所以屡禁不止，却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资源、权力分配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第二节

政策与权力博弈生态中的石厦村正规网吧业

西方学者指出，知识（信息）的获取是社会权力的基础，媒介技术的接入往往就是一个社会权力的建构过程，一个博弈生态中由多个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参与建构的动态的社会过程。

仅国家这一层面，就有公安部、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甚至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与了中国网吧营业许可和管理的政策制定，以2005年4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网吧管理工作的通知》为例，此通知竟由9个部委联合下达。中国营业性网吧管理体制内中之复杂微妙，既有责、权、利的分配问题，也有突发性事件——如2002年6月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造成24人死亡13人受伤的重大事故——导致政策的突然收紧。虽然该事件最后被认定是由两名少年故意纵火造成的，但因其发生地蓝极速网吧是一个开业不到一个月、没有任何营业证照的黑网吧，所以这次重大伤亡事故令政府对营业性互联网场所的管理政策大为重视。

与居高临下的国家各部委不同，深圳市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政策贯彻、执行过程中却有着某种“双面性”——刚性与弹性并存。21世纪头十年，流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因经济条件的原因买不起电脑，其工作场所也没有上网条件，所以，社会对网吧的需求尤为旺盛。2002年之前，在深圳申请开设网吧并不困难，但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事故后，深圳的正规网吧只剩314家；而且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在后来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审批过一家新网吧。以非深圳户籍人口1000万计算，也就意味着每30多万人只拥有一家网吧，这一巨大缺口正是黑网吧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深圳市政府的“刚性”还反映在其地方政策的制定上。2005年11月市文化局发布的《深圳市文化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设立、变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对设立网吧的行政限定，其严格程度竟大大超过2002年蓝极速网吧火灾事故后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还有一条关于租赁他人场所需要房屋租赁意向书或租赁合同、《房地产证》或《房屋所有权证》的条件，再加上消防、卫生等要求，可以说在政策层面上，从此正规网吧与城中村绝缘。

第三节

黑网吧：底层社会关系的庇护网

无证无照的小网吧每小时2元的收费有优越性。

小网吧绝大部分开在村里楼房最密集、楼与楼之间只留不到2米宽过道的蚁穴迷宫之中。通常在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的居室中，厅里摆设电脑，其他的房间仍用于主人的生活起居。有意思的是，一些小网吧的老板（即业主本人）也不常露面，出面打理生意（接待、收费或处理些杂事）的是业主的父母、妻子或其他亲戚、朋友（通常是老乡），所以我称之为家庭网吧。家庭小网吧的规模不等，最小的只有两三台电脑。

小网吧有些门口设专人望风，有些内部装了摄像头，主要接待熟客，偶尔有生客来，就会格外小心翼翼：转移、上锁、守口如瓶，似乎整个石厦村建立了一个共同应对外人的攻守同盟。除了政策正好给小网吧留下巨大的市场空缺外，家庭型网吧兴盛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开设这类网吧是流动人口尚能负担得起的投资项目。

显然，在风险与回报的估算中，家庭网吧的经营者讲究的策略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风险的最小化。事实上，这类网吧一旦被工商、文化、消防等单位的缉查人员查封，不仅所有的电脑主机、显示器等物品都将被没收，而且还要交纳一万元多的罚金。因此，黑网吧的从业人员在高风险的环境下，也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游击战术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关系网”，它是建立在横向基础上的、内生性的关系网。

小型网吧的业主都有些“来头”：要么本人是村里的治安员、消防员或物业管理人员，要么有亲戚或关系很好的同乡从事这类工作。

“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在职业信息的获取、流动和居住方式、日常经济行为，甚至在社区的自我管理方面，他们仍倚重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寻求内群体的信息、情感和行为的支持。当然，这种关系网的抗风险能力并不强大，有时甚至不堪一击，因为其所管辖的势力范围和与外界发生关系、可供交换的社会资源都极为有限。

事实上，在2002年中国网吧政策全面收紧后，一些正规网吧的业主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位网名为“公民证”的深圳正规网吧业主曾于2004年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表了《网吧老板：比农民工苦，比窦娥冤!》的帖子，引起网吧从业者维权行动。两者不堪回首的经历却从不同侧面道出当今中国的一个真相：政策管制越严厉、社会运作的空间越小，公权就越容易转化为私利；而且，无论是看得见的政府部门，还是看不见的底层社会关系，公权与私利的交易无所不在，简直成了我们社会运作的“公理”。

第四节

草根网民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数码鸿沟

与城中村的大部分民工相比，喜鹊和石厦网吧中的顾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互联网用户。统计发现，这两个网吧的网民中只有6.5%拥有深圳户籍，换言之，流动人口占了93.5%。他们的最大特征是：有52.1.3%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或技能。与此相应，这些网民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经济收入在2000~5000元的顾客所占比例最高，达45.2%，有一半以上的人每月上网的费用超过100元，其中每月上网开支在200~300元的就占27.2%。在职业和学历上，他们与绝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职业基本为普工、出租车司机、小商贩和无业人员的流动人口群体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事实上，黑、白两种网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划分草根社区流动人口身份地位的一个表征。

第四章

“空中共同体”（上）：

“一呼百应”时代的社会关系网

攸县位于湘东南部，运输极为便利，且地下矿产丰富。因此，攸县下面的农村也开始利用其矿产资源和濒临广东等优势，开始走出乡土，或开矿拉煤运铁，或贩卖生猪。在此期间，这里洗脚上田的年轻人开始感受到了闯世界过程中信息沟通的重要性。据深圳论坛一篇名为《“攸县的哥”传奇》记载：“攸县原本是个农业大县，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攸县大批生猪被运送到沿海城市，返回攸县时，司机们总是带上一车一车的‘健力宝’饮料往内地销售，这就是攸县与沿海城市的最初交往。”

第一节

从捎口信到大哥大

“成也媒介败也媒介”——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固定电话、BP机、大哥大的使用令信息灵通，贩猪这一营生就出了问题（生猪灌水、生猪差价），“发得快，败得也快”，当司机。千百年来生活在口口相传熟人社会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后逐渐经历了电报、电视甚至传呼机和手机对他们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的冲击。但这一切都比不过后来他们在深圳由车载通信工具所编织的强大的媒介网络——那个将这帮攸县人联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的“空中共同体”。

第二节

落脚深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深圳开大巴的个别攸县司机，是最早进入深圳出租车行业的几位，他们把干这行能赚钱和深圳出租车行业的劳务需求等信息迅速带回老家，引发了90年代攸县人纷纷南下深圳以开出租车谋生的热潮。

1994年开始，攸县人就成批来深圳开出租车了。大概在2000年前后，攸县新移民在石厦的人数达到一万来人的高峰，成为石厦村最大的一个新外来群体，人数是原村民的至少20倍，他们中既有出租车司机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围绕着这个群体而延伸出来的各种服务业，包括修车、洗车行，菜市场、副食品供应店等，都由攸县人经营。此后，攸县人口大致维持在这个水平，石厦村已经成为本土攸县以外，密集程度最高的攸县人聚集地。石厦攸县出租车司机的整个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4~2000年，其中1997~2000年是个高峰期；第二阶段是2001~2008年，中间有起落，但仍达到一定的数量；2008年以后的第三阶段是衰退期。

攸县出租车司机之所以聚集在石厦生活，这首先是职业的需要。石厦村地处深圳市中心，交通四通八达，城中村房屋租金低廉，这是攸县司机们最初聚集石厦村的主要原因。另外，从职业角度看，田阡发现攸县人在从农村到城市落脚、实现职业身份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社群内部的行业规则和生活秩序。这其中，据说是攸县司机发明的主副班制度是一个关键点。

主副班司机轮流运营之所以被称为“制度”，因为内中有许多涉及双方责权利的行规——如副班交给主班的押金（2万~4万元）、合同年限、每天上交的租金，还有交接班时间、车辆磨损费等——这些都是在攸县人的关系协调中得以约定俗成，因此“信得过”是建立主副班关系的基础，这也是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地缘关系的重要原因。在我的调查中发现，主班司机和副班司机基本上都是老乡关系，那些20世纪90年代来的司机，主副班之间更以亲朋好友为主。

事实上，副班司机的出现，是一种二次承包，它不仅确保了车轮24小时运转的最高效率，也使那些刚入行，经验、资金不足的新司机有一个缓冲期和适应期。但攸县人到深圳为的是致富梦想，从副班到承包出租车的主班这一经济地位的转型差不多是一个必然的路径；而且主班司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在社群中的身份地位。

第三节

“一呼百应”：“空中共同体”的形成

深圳出租车行业的车载通信工具经历了三个时代：2000年之前是无线电对讲机时代；大约2000年开始进入数字化通信时代，一些公司的车载通讯工具采用了摩托罗拉公司开发的数字集群电话系统，到2002年以后逐渐普遍；但由于该系统不能与GPS相连，所以又逐渐被与GPS系统相连的数字化通信设备所取代，到2005年左右，由深圳慧视通科技公司出品的慧眼通车载电话开始普及。

以出租车公司的本意，对讲机主要用于总部与司机的信息联络和车辆调度；但出租车司机们很快就发现了对讲机的一个“秘密”——可以自己调频率，而且人员可自由组合、自由对话。

这一以地域为基本框架自然形成的同乡间的信息传播，其实背后蕴藏着一张乡土社会强大的、多功能的互动网络。在没有手机甚至没有传呼机的年代，无线电对讲机充当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极为生动的故事中，这个网络充当着空中寻呼、空中交流、空中互助、空中救援等多种角色。因此，攸县出租车司机们形象地称为“一呼百应”。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讲机时代所形成的“空中共同体”，传承了攸县的乡土文化——用朱国干的话来说是“家里有的传统，基本上在这里也会有”。例如当时谁家出了什么事，妻子就打电话给总台，总台一报，听到的老乡就开始人传人的接力，直到把话捎给丈夫知道为止。

这个空中共同体形成以后不久还产生了“结社”意识与行为——司机进入频率需要“入伙”仪式就是个重要的标志。在新人入频道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拜把子”的仪式。这个仪式一是需要熟人介绍，二是需要请对讲机里的人吃顿“便饭”（通常是十元钱左右的盒饭）。

除了“拜把子”，攸县司机们提到最多的另一个词是“撑场面”。这里一方面说明出租车司机之间存在着地域的区隔甚至矛盾，而且一旦出现纠纷，他们并不去找公司或其他的组织出面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最原始的乡土社会方式，以武力和人多势众解决矛盾。

第四节

熟人与生人：社会关系中的社群边界

总体上看，这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似乎有着分明的社群边界，以血缘、地缘、方言为标志的地域分界是他们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基础；而且，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地域区隔似乎非常顽固，很难被打破。

这里谈到了攸县出租车司机之间普遍存在的“借钱”即借贷关系问题。借贷对信任的要求很高，而在司机们的心目中，同乡之间有可能产生高度的信任，而非同乡之间很难，因此，在一些涉及信任这类原则性问题上，“他者”和“自己人”的界线就非常分明。

原因：城市的工业化往往产生明确的，甚至精细的专业分工，而分工就会将一些自然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打破。但出租车这个行业完全可以单干，最多也就是白班与夜班的承包人关系分工，所以这一职业可以使攸县司机原有的乡土交往习惯保存下来。

要理解一个群体内部的聚合力，还必须考察其来自外部的压力。众所周知，在中国，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劳资矛盾。据多年来调查中国出租车行业的著名记者王克勤统计，2002~2008年全国共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达150起。在王克勤看来，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管理是一种“掠夺”，因为司机们虽然自己投资了车，但被公司强制性地剥夺了经营权，他们每个月要交的租金（“份子钱”）有70%归公司，20%是其他的成本，剩下只有10%才属于司机的收入。

在与攸县出租车司机们的长期接触中，作者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司机对劳资关系、职业地位、身份地位、公司管理等问题，都有过深入的思考。高中文化的文东升甚至向我出示过一份书面材料，他在一张信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七条“给公司提的几点想法”：1.能否成立工会？2.退出机制形同虚设，不能自由退出。关键在车辆修理费用上，建议公司承担所有修理费用。3.司机不能按劳动法合理休息，因为租金是要交的，机动司机数量有限。而且公司要收取一定管理费，应由公司按车辆数量强制招用机动司机，保证司机合理轮休。4.改革现行体制，由政府把牌照经营权收回，直接发包给司机，减少中间收费层。5.充分利用“收费一本通”功能，对企业进行阳光化，并按季度进行抽检。由司机自己把“收费一本通”交分局检验。6.实行一年一次在岗司机全身体检，费用由公司承担。7.保障司机福利，能否考虑司机参加综合医疗保险。

本来一样是农民，如今收入、地位有了天壤之别的房东与租客，加上本地人与异乡人之间的生分，攸县出租车司机家庭与石厦原村民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冷漠。

攸县出租车司机们之所以从农村到了城市后，仍固守乡土血缘、地缘关系，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选择同乡之间互相抱团，这里除了有天然的信任关系和内群体资源基本上能满足城市、职业新环境之外，还有就是上述所分析的城市新的空间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扩大其交际和信任范围的条件，从公司管理人员、其他籍贯的同行到石厦原村民、乘客都因身份地位、劳资对立、城乡分野、地域差异等原因，有着难以消泯的天然界线，这大大阻碍了攸县出租车司机社会资本的拓展，也大大影响了他们对城市的融入。

第五章

“空中共同体”（下）：

核心关系圈的形成与信任的变迁

对讲机在传播上不仅仅是消息灵通，它还有利于集体行动时的指挥、调度、商议。这无疑是出租车行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心头大患。事实上，在对讲机时代，出租车行业的公司管理人员就对这种能自设频道、统一行动的通信工具非常提防。

对于公司之所以严查对讲机私设频道的原因，攸县司机们认为，公司打着对讲机噪声导致乘客投诉多的旗号，实则是为了防止由劳资矛盾而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朱国干坦言：“对讲机信息一讲，整个频率假如50辆车，你一讲只要在它的覆盖范围内都能听到，容易闹事。就是因为对讲机传播信息很快，政府为了扼制这个无线的传播，想把这东西一刀切。”

第一节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朱国干说到的“一刀切”指的是2002年以后，对讲机开始逐步被摩托罗拉公司开发的数字集群系统所替代，深圳的出租车进入了数字化车载电话的新时代。该系统有三种功能。一是车队内的一对一对讲；二是组呼功能，就相当于以前对讲机的“一呼百应”，可以一对多，但试用过半年以后就取消了。原因一方面是开通组呼功能费用很高，另一个是只限于一个车队的司机使用，不能自由组合。第三个功能就相当于普通手机，可以对外通信，因司机们自己都有手机，所以考虑到费用问题也没有被采用。最后只剩下车队内的一对一对讲功能被保留下来。

新系统采用电脑控制，需要由公司总台将司机们的车载电话号码输入电脑，形成群组。据文东升反映，司机们不愿意开通组呼功能是因为新的集群方式采用的是强制性分组。过去大家在自己设定的对讲机频道里，是个熟人世界，现在一下子变成一堆半生不熟的人，结果没人答话，因为听声音听不出来。以前对讲机大家都听得出来是谁的声音，方言更是用不上，起不到对讲机时代“空中共同体”的功效。

而功能更为强大的GPS移动通信终端，更是实现了中央电脑控制，公司进一步设置了通话人数、群组方式，甚至通话时间，于是，司机们完全失去了在技术上进行自我组合的可能性；更有甚者，由中央电脑控制的GPS移动通信终端还有监听、监视功能。这一变化，彻底打破了“一呼百应”时代的传播格局。

技术的进步解决了管理层的“一块心病”——避免了司机们利用一呼百应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达到了信息控制、侦查的目的。尤其在“闹水费”（指因茶水费闹事）这样的敏感时期，他们的车辆一旦聚集在一起，就会马上收到总台的质问。

但在旧的网络关系被打破的同时，司机们并没有如管理层所愿与公司总台直接沟通。在司机们的心目中，总台对员工没有服务意识，不注重与他们的互动，只是监视与限制，将司机们当做没有思想的工作机器；同样，司机们对总台的意识也很弱，许多司机都表示基本上对车载通信设备上的短信视而不见。

另辟蹊径：石厦村到处张贴的“中国移动集群网，五元包月群内互打”这一广告，引发了攸县司机自发的、另一次组建自己“空中共同体”的行动。和对讲机时代一样，他们主要以同乡、亲戚、朋友等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线，拉网结群，形成了手机“一对一”通信联络的小群体。这个新网络大多由同乡朋友相互介绍，这样就完全打破了所属公司的行政管理限制。这次车载通信设备技术的改变，不仅没有成为攸县出租车司机打破血缘、地缘社会网络，建立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的契机，反而令他们的社会关系收缩到一个更小的核心关系圈。

媒介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攸县司机们的社会关系理念和习性；而且，在管理者与打工者的

“猫和老鼠”式的较量中，媒介技术既可以成为管理层信息管理和控制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打工者自由传播信息、自我管理的武器

第二节

核心关系圈

核心关系圈的构成模式是由亲戚、邻居、好友这样的首属群体组成。核心关系圈更多地由是否串门聊天、一起打牌（或打球）和是否有债务来往等因素所决定，而这些交往行为又都与他们目前在石厦村的居住格局有关。

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在居住格局上一般有个讲究：一方面，由于主班司机与副班司机往往是亲朋好友，且为了交接班方便，所以有些会住在一个套房里；另一方面，同一个地域（同一个镇、乡）愿意住在一个楼或一个楼道。大部分的石厦攸县司机家庭为了节省费用都租用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每个司机家庭（通常是夫妻两人，孩子留守老家）有一间卧室，厅为大家共用。

居住格局加上社区日常社交活动，是决定攸县司机人际互动频率和亲密度的关键因素，而亲密度往往又体现在紧急情况的处理上。借贷关系可以说是这个社群中，最能反映人际关系亲疏格局的一个指标。司机的借贷顺序是：家庭成员（夫妻双方的父母）—近亲（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等）—远亲—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乡中的好友—石厦同样开出租车的同乡兼好友（包括近邻、对讲机里的朋友）。每月的借款利息也能看出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亲疏关系。通常情况下，近亲很少需要利息，远亲就要一分左右的利息，朋友之间视关系而定，但都不超过三分利息。攸县司机家庭之间，移钱这样的小额借贷通常是不用履行任何手续。由此可见，在攸县司机的融资行为中，同样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概括的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

第三节

信任关系的变迁

波特斯在《经济社会学》一书中讲到移民社区社会资本时，重点提到了两个概念：有边界的团结和强制性信任。在我的研究中，似乎可以推测出有边界的团结与强制性信任之间存在的关系：社区（社群）的边界越清晰、封闭性（或者说排外性）越强，其强制性信任对社群的约束力也越强。这里也存在着一种监督机制。从单纯利益的角度看，由于当时大家都认为救援是一种互利互惠，所以强制性信任比较牢固，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愿意承担义务以保证万一自己出事，也能得到回报；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一个社群舆论和惩罚机制，如果有人违反团体的游戏规则，他就有可能受到群体性的排斥。

但是，这个空中共同体一旦解体，这种强制性信任也就大大被削弱，因为监督机制不复存在。2008年我进入石厦村时，有一部分攸县出租车司机反映，他们内部的信任关系已经少了对讲机时代的那种“家乡观念”和“团结互助”。

空中共同体的解散固然在技术层面上使过去那个可以一呼百应的紧密圈子不再存在，但媒介技术与传播的结构变迁只是这个社群发生关系变化的其中一个因素。随着攸县司机们在深圳工作、生活时间的增加，城市化的过程其实也在悄然进行，他们的一些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这些观念主要表现在个体经济理性的增强、现代信任意识的产生以及个体独立性的萌发。

与此同时，核心关系圈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群的整体性，所以就出现小圈子甚至个体化现象。用朱国干的话来说就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大家私心越来越重了。”这里的私心就是个人的经济理性。司机们对经济理性表达不满时，提到最多的情形是：当遇到同乡之间需要相互帮忙时，开始有了给对方经济上补偿的风气。

第四节

“变”与“不变”

作为“石厦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身份共同体，并没有因为职业中媒介技术被人为分割和交往范围的缩小而造成社群整体的涣散乃至解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聚合式的居住方式和这个身份共同体原本就是一个千丝万缕的血缘、地缘网络，而且在进入职业网络的过程中，尤其在经济上形成了捆绑关系，在社群新文化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另一方面，我发现，从攸县出租车司机们的叙述中，我发现“集体记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当年刚来深圳时和刚当上主班司机时许多个都市人生的“第一次”经历，尤其是获得准许证和新车下地这两个标志性事件；二是对讲机时代结下的同乡之谊和社群内传递的故事，包括救援行动、智斗歹徒等。

有一些东西却试图顽固地延续着、维系着“不变”的状态，或者说，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反而增强了一个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也就是内部社会关系的紧密度。这似乎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这种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文化力量，在城市生活、职业风险、媒介技术等因素的催生下，反而有更加紧密的可能性，这就是空中共同体的形成原因，而且在空中共同体被迫瓦解之后，又通过媒介技术构建了新的联盟——尽管规模有所缩小但单位紧密度更高，可见这种文化力量的顽强。但是，我们同时又要看到不变之中又有渐变的因素和过程，没有一个小共同体能免受外部各种力量的侵蚀，尤其当外部环境的风险被减弱甚至克服的可能性出现之后，从长远来看，“变”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第六章

流动中的家：ICT中的家庭与婚姻

攸县司机家庭通常的流动模式是夫妻双方在流入地组成一个分工合作紧密的经济单元，将子女留给攸县的上一辈老人。所谓分工合作紧密的经济单元，可能是流动人口中个体经营者与工厂打工者家庭结构模式的最大差别。妻子承担了家务劳动的一切，包括照料丈夫的一切衣食起居，妻子可以说是这个经济单位中令丈夫作为劳动力支柱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除了日常家务，她们还管理家庭财务，包括负责将丈夫的收入存入银行、出面进行经济借贷活动等。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妻子们还承担着信息中介和关系协调者的重要角色。在牌桌上，攸县女性日常交换的信息内容包括包车和招副班信息、房屋出租信息、市场信息、家乡信息、回家交通信息等；而且，出租车司机们包车或交租过程中常遇到的借贷行为，大都需要女性出面解决。

这种个体经营、家庭型的经济单元双方有着强烈的相互支撑关系，所以通常夫妻之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其结合度十分牢固。在石厦攸县出租车司机家庭，离异仍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的嫂开始走出石厦村，到附近的一些商家或企业打工。这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原因，如出租车行业收入的减少、深圳物价的上升等；但也有她们本身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评估；随着社区内妇女就业打工人数的增多，进一步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群内的经济地位。

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和他们的妻子们正在亲身经历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化媒介技术的冲击，是否有可能打破传统乡村社会的家庭、婚姻关系？是否在新媒体实践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性？有没有通过新媒介的社交平台与陌生人扩大交往、创造新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第一节

ICT联成的家

现代化通信工具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跨地域的家庭关系网，令他们在出外打工的过程中，有可能与留守的子女、长辈保持紧密的互动，这尤其为女性外出求生存、谋发展解除部分的后顾之忧。

作者曾在2010年8月对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妻子进行了关于其ICT使用的专门调查，这些的嫂们基本上都用村里公话超市的IP电话或手机与攸县老家的家庭成员保持高频率的通信互动。主妇们对各大运营商的优惠活动都摸得一清二楚。提到长途电话使用频率，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每星期2~3次，每次大约20~30分钟。那些孩子在老家的主妇长途电话就打得多一些。在与子女的通信方面，这里还有一个现象，那些年幼被留在家乡的孩子，的嫂们都喜欢通过互联网的QQ视频以解思念之苦。而那些已经上学的孩子现在流行跟远在深圳的母亲用短信沟通。

春节期间，妇女都说自己拜年不发短信，因为没这个习惯，她们仍喜欢上门拜年；给老家的亲朋好友拜年，也直接打电话，不发短信，只有一位的嫂有时发短信给在深圳上学的女儿。

2010年8月做焦点访谈时发现，攸县出租车司机妻子们在手机使用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收发短信成了她们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事。短信的普遍使用使得她们的媒介素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的嫂们与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和亲戚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长途电话的沟通与交流无疑维系了这种跨地域的家庭关系，留守老人们不仅得到了精神的抚慰，有时也尽到了长辈对子女的教育和开导之责。

家或家乡的概念在攸县司机生活中的地位，也反映在攸县司机们这几年才接触的网上互动方面。文东升的129名QQ好友中，互动最多的主要还是亲戚、朋友。在他眼中，网络空间首先是一个熟人社会，QQ聊天（他们通常用音频聊天）就相当于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串门；所不同的是，因为QQ账号可以互相借用，所以得先来上一句“是××吗？”从几位攸县司机看，QQ聊天主要用于和外地亲朋好友打免费的长途电话，但功能却又以带有仪式意味的情感性交流为主，那些工具性的交流则还是通过长话吧的固定电话或手机。

第二节

新媒体技术与女性赋权

在焦点访谈和个体深度访谈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新媒体技术——手机和互联网对那些流动家庭中的女性产生了哪些增权赋能效果，尤其对她们的自我赋能、媒介素养、社交范围的拓展、自我实现方面产生了哪些方面的作用。

案例1——新媒介素水平最高的是吴波建的妻子皮女士。皮女士的网龄始于1999年下半年，当时她在一家电子厂工作，公司想提升她做人事文员，于是让她参加电脑培训-学会电脑文字处理-雅虎信箱-家里买了一台电脑-查学习资料-淘宝-QQ-看新闻主要是看腾讯首页-网络营销。

案例2——2008年初的嫂们很少有人用手机短信，2010年8月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用上了短信。这里一方面有费用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创新扩散过程中的集群效应。应对方式：回信简短、不知道普通话怎样读（打）、“谜语”（刘女、东门、播放弃）。

手机的使用也扩大了的嫂们尤其是那些有工作的的嫂们的社会交往范围。

以上写的都与攸县出租车司机妻子们在手机、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媒介素养、文字能力、自我提升有关，也就是所谓的新媒体对这一特定群体的赋权有关。这些变化虽然是细小、琐碎的，但其意义不仅在于的嫂们学会新媒体使用后的点滴进步，而在于她们在儿女的教育方面也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

第三节

婚姻的裂缝

2008年，我在访谈中发现乡土社会原来没有我们城里人的“隐私”概念。没有隐私是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空间流动极少，大家生于斯死于斯，彼此熟稔的乡土社会才有的。攸县司机们到深圳打工多年，但都保持着乡土社会的习性。

有隐私反而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生分”，甚至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2009年，易东海告诉作者一段婚外情。他将婚姻和婚外情切割得一清二楚，决不会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破坏了原本经济合作型、唇齿相依的婚姻关系。

有了像QQ这样的新媒体平台，即便是那些守在家里操持家务的主妇们，也有了结识陌生人的可能性，出租车司机和他们的妻子们都清楚，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对两性关系的不安全感也由此产生。虽然网上的陌生人对这个社群的婚姻关系还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但现实生活中，因网上陌生人而产生夫妻间的猜忌和抵牾却已经出现。

的嫂们一方面她们大多喜欢收看热播的电视剧，尤其是言情片，所以在观念上多少会受到现代婚姻、两性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打工赚钱的的嫂们，有了更多结识陌生人、扩大交际圈、接触城市社会方方面面的机会，她们的思想、眼界就发生了变化。

通过新媒体技术这一维度对流动女性的观察，发现了三个有意思的现象：首先，在这些跨地域流动家庭中，女性是联结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的主角。其次，在我们思考ICT对流动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时候，需要从她们的日常情境中设身处地地去观察ICT对她们的生活带来的点点滴滴的变化。再次，是我对现代隐私观和婚姻幸福观的思考。陌生人的不期而至，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体自主、平等的隐私观的出现。

因此，一方面，社会互动偶然性与可能性的产生，对经济合作型家庭夫妻之间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无疑产生了外部冲击，其长期的后果不可预料；但另一方面，以家庭和子女为本、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的流动女性很难在与城市的接触中、在社交媒介技术的使用和陌生人的诱惑之下，就足以产生现代女性的独立与平等意识。

结语

认同的力量（与网络社会理论对话）

深圳也同时呈现了网络社会在权力、资源运作中存在的矛盾与悖论，那就是“全球联结但又地方割裂”。一方面，城市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整合到全球性的、超越时空的网络社会之中；但另一方面，作为“地方”的城市，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空间割裂、阶层分化。

套用卡斯特网络社会的理论，像石厦村这样一个小小的网络节点，在结构和功能上将中国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乡村联结起来，一个地方节点的脉动牵动了整个网络社会的各个系统结构和组织的变迁。

攸县出租车司机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同样需要结合社会资源、权力的分配来考察他们对地方性文化资源的利用。他们的城市经历显然与工业流水线上的民工有很大的不同。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却较好地利用了地方性关系资源建构了身份认同，从而将乡土社会的人情、文化与现代城市相互嫁接，大大缓冲了冷漠城市与现代性的猛烈冲击。攸县出租车司机的ICT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越是流动、越有风险，就越显示出网络自组织的力量、地方性身份认同的力量。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在“农民工”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研究视角基本上是在生存论预设下“生存经济学”的分析叙事模式，但另一种相对新近出现的模式——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分析叙事模式——无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采纳和应用。新模式倾向于从“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中来界定“农民工问题”，关注的是农民工这个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

从技术的角度看，攸县出租车司机在文化水平、媒介素养、自我评价等方面都不利于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自我赋权，互联网并没有成为他们作为弱者的武器，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也基本上没有改变社群的封闭性。

全球化时代的社区一般来讲是没有地方性中心的。但事实上，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社会生活与社区不仅没有与地方脱钩，而且在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阶层分化与“单位制、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城市改造与扩张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比以往任何社会更加复杂多元的社区类型。

在网络社会中，信息、资本是自由流动的，而劳动力却是不自由的。网络社会下的地方性建构是全球化的进程与结果，脱离了地方来谈全球化或网络社会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所讨论的地方社区和共同体的重建，是与西方自由主义造成社会个体化、原子化并由此探讨社群感、共同体精神的失落与重建，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社会的结构重组，带来了一个更加支离破碎的世界的同时，其分裂、聚合、对抗的过程也一再显示历史、文化的力量和人对个体权力、心灵归属的永恒追求，正如卡斯特所言，在网络社会的今天，认同变成了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源。

封面与文内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