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办病退

我低头看着我的双手，无限心酸涌上心头。这双手是黑色的，布满了裂囗，和树皮一样。天津要是不接收我，我还要在内蒙受苦！

工作组说：你们天津人不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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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年底，一天下午，我抱着3个月的小乐，串门回家，正碰上工作组的小张。她年轻活泼，对人热情。她就一边和我相跟着，一边聊起来。

聊天时她说了一句话，我也说了一句话，印象挺深刻。她说：你们天津人不聪明。天津到内蒙来选调，内蒙说，天津选调，掺着一部分内蒙人，天津人不同意，不要内蒙人。结果，你们天津人一个也走不了。

我当时就想，如果掺和内蒙人，天津人就必然有一部分不能走，那么不能走的人里必定有我！那怎么行！我的话脱口而出，我非常气愤地说：该！不能叫内蒙人到天津，天津的知青选调，就不能掺和内蒙人。

小张没见过我激动，她张大了嘴，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工作组的负责人老周，和我们打成一片，关系很好。那天聊天时我说，你们工作组掌握了我们村的情况，就别走了。如果你们走，别的工作组来，他们不熟悉我们村的情况，又得从头摸索。

老周听我说完，涨红了脸嚷道：“让我们别走？谁给他待呀！”我一听，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我在这待了10年了，因为我在本地成家，这是没理的事。我们组走得早的也待了7年多。这不看你以前学习怎样，也不看你现在劳动怎样，看什么？看你的本事！有本事，搬动的后门硬就走得快。这是说的知青。

你们工人呢？你们拿着工资，三天两头回家，还不愿待。我们呢？我们是老三届，脑子里有真东西。毕业后就下放到农村，没有工资，年底回家还不给换粮票，路费得自负。

我气愤，心里“突突”直跳！这社会太不合理！我嘴哆嗦了几下，大声说：你们不愿待，我们呢？我在农村待了10年，听毛主席的话嘛！你们有工资，下来是工作组，不干活，还“谁给他待呀。”老周被我嚷得吓了一跳，他没料到我那么激动。我也没想到我说话的腔调变了，变得高亢、粗大。

工作组说了两句话，我印象深刻，一辈子也忘不了。一句话是小张说的：你们天津人不聪明；一句话是老周说的：让我们别走？谁给他待呀！

办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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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内蒙于74年和本地人结婚。说来这事挺荒唐，人家都是两人有了感情才结婚，而我是不认识他。

先在北队下乡，北队穷；没办法我们挪到了六号粱。六号粱还是穷，干一年还挣不够口粮钱。我万般无耐，一咬牙一跺脚，在本地成家了。我丈夫下窑，跟我们不认识。那时我对干部、对社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逆反心理，这样，我就跟了他。

过了二年，有同学办病退，听说他们得搬门子，得花钱。我们家没门子，也没钱，我无动于衷。过了二年，我们组的同学也有办的了，对我刺激很大，但是我已在本地成家，自己就觉得没底气。

79年，我们组的同学都办病退了，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再也待不住了。两个儿子交给我丈夫，我骑自行车下了武川县。

到县医院，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夫在应诊。这个大夫原来是部队上的军医，姓李，医术很高。我想好了应付的话，就挂号看病了。我跟李大夫说了实话，告诉他我是知青，要办病退。

李大夫很认真地问我：“早几年就办知青病退，现在已经都办完了，你咋才来办？”我不敢说我在本地成家了，怕李大夫不给我开证明。我就按我想好的应付的话说：我在水利队打井，对知青的事一点都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了。

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个女知青，也是在本地成家的，也是没告诉李大夫，我们俩装做不认识。李大夫真好，对我们非常同情，他把我俩送到验血的化验室，嘱咐护士，她们俩人要办病退，你们填单子写她们的血液不正常。护士让我们明早空腹来抽血。

李大夫走后，那个女知青跟护士说：“别让我明天再来了，现在你们就填个单子不得了。”岁数大的护士说：“你在农村等了这么多年，就差这一天？不能等了？”女知青只得和我一起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俩都来了，抽了血，我们在楼道里等着拿化验单。

我们拿着单子找到李大夫，李大夫拿起单子一看就急了，他风风火火地到了化验室，他冲着那岁数大的护士喊：“怎么填的单子！她俩是办病退的，你写的她们血液正常，怎么办病退！重写一张！”

这次护士没让我俩明天再来，她们拿单子重新填写，我俩每人一张，高兴地拿着找李大夫。李大夫看了单子，提笔写道：风湿性关节炎，建议回天津治疗。

我们俩拿着证明，谢过李大夫，转身离去。

我丈夫很支持我往回办，因为他和儿子都能沾光回天津。一级级的证明都是我丈夫给开的，最后是县安办给天津发涵。这下我放心了，没什么事就回天津等信了。怕天津不接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我丈夫把我送上车，告诉我如还要什么证明，来信就行，他给办，我不用再回来。

我带着小喜回到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正吃晚饭。我们娘俩入了座，一块吃晚饭。

吃完拾掇碗筷时，我把回来的目的向妈妈说了，妈妈赶快把这事告诉了全家。第二天一早，爸爸就陪我上杨柳青劳动局去询问。从家到杨柳青有四十里路，我们真能吃苦，骑自行车去的！我现在给当时的我们爷俩点赞！现在的年青人没有这种精神。

我们到了杨柳青劳动局，劳动局办公的同志是个30多岁的男同志，沉稳热情。他翻看了一下材料，告诉我们我的函被退回内蒙了。我爸爸吃惊地问他为嘛？他说我的证明不全。

我低头看着我的双手，无限心酸涌上心头。这双手是黑色的，布满了裂囗，和树皮一样。天津要是不接收我，我还要在内蒙受苦！我想到这，不由地哭起来，先是无声地哭，后来就放声哭起来。

那个同志非常同情我，他站起身走到我身边，安慰我说：“别哭，你再回去一次吧，把证明开全了再回来。”

我和爸爸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我告诉全家，我不用回去，内蒙那边维刚给办。家里人都说我得回去，自己办证明。因为离婚了，他可能有二心了。

第三天，我没带小喜，独自又乘上了回去的列车。我丈夫维刚见了我很吃惊，问我：做甚来了？我说还得从头办证明。于是他又和我一趟趟地办，一边办一边说：“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在这给你办，你不用回来。”我不作声。

我也没白回去，有个证明是两人一起去，要是我没在就开不了那个证明。

公社秘书杨茂生是管开证明的，他见了我就问：“你住在哪？”我答道：“就住我们家。”杨茂生大喊：“这怎么行！碰 见查夜的，非把你抬起来！离婚了还住一起，是非法的！”我不知说嘛，就说了两个字：是吗？公社医院的李大夫在那儿，他“哈哈”大笑，告诉我：没关系，你不要怕。

又要到医院办证明了，我怵头，可是还得去。

以前有医院的证明，可现在又办，又要找李大夫。我怕李大夫问我：“你不是来开过证明吗？怎么又来了？”我怎么回答呢，我在医院门口踟躇良久，忽然想到，我们第一个插队的北队，有个田二蛋，他现在武川县，找他呀。

我到了田二蛋家，把目的说了。二蛋说：“能，能办；我给李大夫搬过家。”我到商店花二角钱买了一盒“大前门”烟，交给二蛋。二蛋说：“你花钱干甚？不用这。”我说：.“李大夫不要你就要。我够小气的。”

那晚就在二蛋家住的，第二天上午，二蛋就叫李大夫开了证明，二蛋把证明交给我，我特别感谢他。

各种证明都办好了，我又跟维刚住了一个多月，我妹妹来信叫我，说天津接收我了，开始找工作了。我跟维刚说，我该走了。

维刚送我到公社汽车站，一直等了快4个小时车也没来。这时从西边开过来一辆拖拉机，拉了一车砖。维刚拦住他，叫他捎上我。司机不行，不让上。有个看热闹的人，有30多岁，他跟司机认识，他帮我们说话，司机听他的，叫我上去坐在砖上，并说：“出了一切危险你自己负责。”我连声答应。

我自此告别了内蒙农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一一天津。

拉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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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汽车上，有人不小心碰了张三一下，或者有人被人挤得碰了李四一下，这是小事，忍一忍就过去了，不必计较。可是有的人不，非要争论个我对你错，对方也不含糊，据理力争，这样就争论个沒完，车厢里就热闹喽！

早年我在公共汽车上就遇见这么两个女人，两个人都有40多岁，一个胖一点，一个瘦一点。车上人多，比较拥挤。这个胖一点的大姐挤了那个瘦大姐，把她的左手挤在车窗上，窗户开着，窗棱子把瘦大姐的左手拉破了一点，肉皮破了，有点红，但沒流血。她疼，不干了，跟胖大姐闹起来。

她气得涨红了脸，对胖大姐嚷：叫你别挤你不听，使劲挤！看你把我手挤的！啊！有你这样的吗！胖大姐一听不怠慢，马上驳斥她：我挤？是我吗？后头人挤我，车上人多，互相挤。瘦大姐的话脱口而出：怎么？！你挤了我你还有理了？！

眼看这场争吵越来越利害，我插话了。我对胖姐说：这事就怨你。胖大姐一听有了气，她瞪眼看我，嚷道：我？怨我？这时瘦大姐又忙于和前面那人讲理，我赶紧小声对胖大姐说：不怨你，我故意说的，你别言语。胖大姐的气消了，不言语了。

我大声对胖大姐说：这事就怨你！你长得这么胖，占地方，挤了别人。我用下巴指了一下瘦大姐：那个姐姐就让你挤着了。旁边有两个妇女也插话了，她们都说胖大姐长胖了，占地方，车厢里拥挤就怨胖大姐！

瘦大姐听见我们这么说很得意，不再说话，胖大姐由于我给打了“予防针”，也不说话，这场争斗平息了！

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学生模样的18、9岁的小姑娘，和一个40多岁的、长得很丰滿的妇女争吵起来。不知谁碰了谁，反正谁也不少说一句。那学生到站了，嘴里一边埋怨那妇女一边下了车。

那妇女从开着的车窗里瞪着她，听她埋怨自己，一时火起，撸胳膊挽袖子，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你别走，我下去替你妈管管你！我觉得两人要是动起手来，那个学生必定吃亏。因为她又瘦又小，她是打不过那妇女的。

我要拉架，就用手拉住妇女的手腕子：别生气！每天过日子够苦的，再生气，你不是给自己添负担吗？拉不住，她很有力气。我把另一只手也用上，一边拉她一边说别打架！省得你生气。外面那学生还不快走，还喋喋不休地嘟囔 。我两手的劲还拉不住那妇女，我弟弟、弟媳妇也来拉她，嘴里说：别生气，别生气！那妇女被我们仨人拉住了，沒下车打人。而且汽车开了，车门关了。

还有一次，公共汽车上一位老太太和两个小伙子吵，我应该给拉架，可是沒拉。因为我儿子告诉我，人家吵或者打，赶紧躲远点，免得被碰着。我觉得我那样做很自私，想起来就很内疚。

事情从我上汽车开始。两个小伙子长得很规矩、很稳重。他俩抬着个冰箱上了车，碰着了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生气了，就数落这两小伙子。一车厢的人，沒一个站出来拉架，都规规矩矩地坐着听。我也不动弹。

老太太唠唠叨叨，沒完沒了的说，这俩小伙子不乐意了，两个人一块儿反击老太太。老太太一张嘴，说不过两张嘴，窝了一肚子的火。老太太更加生气，情急之中动手打了一个小伙子一个嘴巴子。这俩小伙子20来岁，血气方刚，才不吃这个亏。一个小伙子站起来，手撑座位，用脚踹了老太太心口一下。

老太太大怒，说她本来有心脏病，让小伙子踹的又犯了。汽车开进派出所大院，走法律程序了。

作者：苏国琴，天津12中66届初中毕业生，68年9月10日到内蒙武川县厂汗木台公社七号大队六七号北队插队。1974年在六号粱村结婚。丈夫是本地农民，无房无任何家庭用具。76年10月大儿子出生。77年11月二儿子降生。80年携全家回津。回津后在父亲单位成为一名粮店售货员。89年退休。

来源：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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