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下旬，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消灭敌人90多万人，解放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4省。

一支解放军部队在向川滇黔边区挺进途中，忽然遭到一伙寒酸的农民截击。他们自称红军，在等待周恩来的归队指示。

全面抗战爆发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琼崖纵队、东江纵队因与主力距离较远，仅能在原地等待命令，坚持游击战争。

战士们没有听说别的地方也有成建制红军部队存在，他们不禁怀疑起了这些人员的身份。但是农民都向首长提出了请求，说周恩来能证明自己的真实来历。

为什么川滇黔边区留下了一支红军，而长期没有和组织取得联系的红军是怎样存活下来的呢？

1935年上旬，中央红军在遵义短暂休整后，决定由泸州上游向北渡过长江，并与川西北红四方面军相遇。

敌军似识破红军用意，川军派出八个旅在重庆到宜宾沿长江两岸部署时，尾追红军，滇军三个旅先后向毕节和镇雄告急，试图拦截红军，中央军薛岳兵团亦从贵州追到川南。

红军和川军激战于土城东北面丰村坝和青杠坡。川军统帅就是绰号“莽娃”，该部拥有战斗力超强的郭勋祺。加之红军的情报错误，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没有攻破敌人的防线。

红军退出战斗被迫西移，首次渡赤水河向滇西北扎西（今威信）集结，但是还是深陷了被动的局面：

首先，敌军重新聚集力量，扑进了扎西；

二是长征中，红军伤亡惨重，伤病员增多，战斗人员缺乏，影响部队灵活性和战斗力。

中央除了考虑怎样迎敌外，还得整编军队，大规模缩编军队，把多余的人充实到战斗连里。

据当时的红三军团4师10团9连连长黄荣贤回忆说，他调通讯班做班长，从一开始就想不明白，可是到班上一看，另外九个普通战士也都是连长。

由此可见，缩编的力度之大。

缩编时也应兼顾伤病员安置工作，草率地抛却伤病员必然使其处于危险境地，不得不出动部分力量进行防护和照料。

因此，中央决定从川南特委、游击纵队抽调精兵强将，接受中央的直接领导，明确任务：

一、打击牵制敌，协同主力红军作战；

二是做好伤病员的安置工作；

有计划，循序渐进地创建根据地。

上至中央苏区下至长征，勇士们是历经生死考验、不离不弃的亲密战友。对于指挥员也一样，把自己只剩下不多士兵抽出来，更是像把肉剜离了身上一样。

除感情因素和现实原因之外，任何人都清楚脱离主力部队的含义。近4万红军主力还很难在敌包围中站稳脚跟，少数滞留敌后的游击兵力更是难以为继。

但是从全局出发，如不如此，全军就很难冲破敌人的围攻，革命就会面临失败的风险。彭德怀忍着疼痛，不但抽走了爱将红六师徐策政委，而且抽走了300余名战士。加上中央保卫局第5连，共400余人，成立川南游击纵队。

纵队的指挥机构为：政委徐策，司令员刘干臣（原新编师师长），参谋长曾春鉴（原补充二师师长），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组织部长戴元怀（原八军团民运部长）

1935年2月10日，周恩来亲自参加了游击纵队成立的大会。长征途中的周恩来留着大胡子，一连转了几天，使他容颜憔悴，看上去略显憔悴，可眼睛里依然流露出刚毅的神情。

他嘶哑地从国家兴亡出发，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要成立游击纵队，让他们留下，并且庄严地许诺：“分开很短，以后革命成功，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归队。”

说罢，又起身向在场的人郑重地敬礼。

众人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打动，畏难情绪融化了，全场瞬间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使命！”

呼声长久回响于会场之上，就像当年歌咏“风萧萧，易水寒”慷慨就义的壮士。

然而战争刚开始，司令员就倒戈而去

组建后不久，川南游击纵队抵达叙永县和另一游击队联合。以王逸涛为司令员、徐策为政委的官兵达700余人。

中央红军为突破敌包围，在川滇黔边区时左时右，时南时北，数次渡赤水河彻底打乱了敌的计划。终于在5月9日渡金沙江，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自川南游击纵队成立至中央红军突破历时三个月，为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他们虚张声势地编了几个番号假扮主力部队。为了最大限度地拖住敌人，就不得不主动出击。

游击队首先向川军巢穴宜宾，泸州，重庆等市发起攻击，川军被迫返回防守。然后再进攻贵州的遵义和贵阳等市，逼得贵州敌军不敢轻易离开巢穴。若有滇军、中央军对中央红军穷追不舍，就会向敌后方补给线发起攻击，最大限度地打乱敌人的行动。

另外，游击纵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传播革命思想，全面动员群众，打击土豪，惩办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等，为革命埋下祸根，使得游击队在这些地方大量出现。

红军主力部队突围时，敌军把目光转向游击纵队。老蒋对川滇黔三省严令加紧“会剿”，并同时调集川滇黔边区二十多个县区民团进行拉网式清查。

游击纵队的处境日趋困难。先是组织部长戴元怀死于川南兴文县的一场战役，后又司令王逸涛叛逃投敌。

王逸涛实际上是一位资历比较深的红军将领，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参加南昌起义并在朱德的领导下走上井冈山。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他就有可能像陈赓一样当大将。

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曾经被派往地方领导打游击，每遇挫折就抛队回乡避难。后来因为国民党的追杀，他才被迫带着拉来10余名族人上山游击，并且发展成了百来人。

红三军团行军进叙永县后，给他50枝步枪、4挺重机枪、派出一批干部战士，壮大游击队。王逸涛则几次向红三军团抱怨，建议和主力部队一起去，经过耐心说服后才同意留下来打游击

因军事经验丰富，在和川南游击纵队的共同整编下，王逸涛又被任命为纵队司令。敌重兵“会剿”刚开始，王逸涛夫人就被捕，加之生存环境多有艰难险阻，王逸涛意志薄弱、公然叛变投敌。

王逸涛背叛同志，带领敌人逮捕地下党员、隐蔽游击队员等，给游击区及地下党组织以很大损失。一直到解放后还在组织土匪武装和群众进行斗争，后来被生擒，公审中弹死亡，落了个令人痛心的结局。

这些艰难险阻没有使战士气馁，由政委徐策率领，和黔北游击队一起编成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刘干臣为司令员、徐策为政委。

不幸的是，7月游击队在一次作战中遭敌伏击，经一天激战后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圈，政委徐策作战中身负重伤，为了不拖部队的后腿，命警卫员将自己放了下来。

最后徐策被敌杀害，又有两百余名士兵死伤，游击队战后只剩下600余人。

余泽鸿继任政委后，将部队化整为零编成3个支队，分别在扎西，镇雄和叙永等地持续开展活动。

由于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不久便增加到千余人。

这次敌动员20余个团6万多正规军在川军潘文华，郭勋祺，陈明谦等率领下，层层包围游击区，严密阻击，追踪追击。情况对于游击队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一是敌动员力量比游击队多60多倍，包括潘文华，郭勋祺等着名将领，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均大大超过游击队。

二是因无坚实根据地，游击队粮食弹药及人员补给不足，加之伤病员增多，兵力战斗力及灵活性进一步下降，不能同敌周旋。

三是游击队多数是政工干部王逸涛选择了背叛，缺少科班出身的军事指挥人才，致使以后的斗争失误连连。

战斗到1935年底游击队只剩下百多人，后埋伏于四川古宋县城西北，兵力分散，政委余泽鸿不甘心成为敌人的俘虏，把最后的子弹交给了自己，英勇就义。突围士兵重新聚集时只剩下20余人，刘复初继任政委。

游击纵队确定分两部份开展活动：

司令员刘干臣和10余人在古宋附近隐蔽待命，但很快因行踪暴露被地方民团逮捕，刘干臣受伤后选择了不当的俘虏，决定自杀，敌人残酷地割下了他的头，悬挂在县政府前的大树底下示众。

刘复初带着10多人进入兴文县的连天山休整，这也是游击纵队最艰险的时刻。敌以2个团围连天山，每日以机枪火力搜击。时值严冬，高山上大雪纷飞，身着单衣的勇士饥肠辘辘地与敌周旋。

事后刘复初回忆说，干部群众有吃有穿总是首先让位于战士，并带头负责哨所，刺探敌情，这让大家都万分感动。能够坚持下去，全靠强大的意志力，全靠战友间的互爱。

经1个多月追捕，敌在未找到游击队员情况下撤往市区。敌人一上来，刘复初就带领游击队员下山坡活动，并吸收一批新兵入伍，与此同时，伴随着伤、散、归的队伍，兵力增至200余人。

还没有恢复体力的游击队又一次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1936年初游击队开过一次大会，认真总结以往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确定了开辟根据地、建立统一战线、避免对敌拼耗的方针。并确定刘复初为纵队政委、龙厚生为纵队长。

很快，游击纵队获悉长征另一红军任弼时和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已进驻贵州。为掩护作战，还未恢复生机的游击纵队果断地承担起牵敌的重任，积极主动地向川南、黔西北等地川军发起攻击，以致不敢冒然追击红军主力。

战士深知自己的行为不啻是鸡蛋碰石头，而且不可避免地引来了敌人的报复。但是他们时刻不忘纵队组建之初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宁死不屈地执行着任务。

红二、六军团派出以阮俊臣为首的200余人的军队来参加游击纵队，组成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阮俊臣任司令、刘复初任政委，军队声势大震。

游击队在四川珙县附近作战时，击溃了国民党县长刘长治领导的县警备大队、四川第六保安团第十中队等部队，俘虏敌人1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这些作战不仅与红二、六军团大力协同横渡金沙江，还在军事和政治上产生重大影响。川军一连以游击纵队为单位起义参加游击纵队，部分绿林武装愿接受游击队重建，这支军队又扩大到一千人。

鉴于长远的需要，纵队又抽调得力干部分别奔赴川南，云南，贵州等地发动群众成立游击支队。

果不其然，红二、六军团出川滇黔向北挺进时，敌调集重兵，进行第二次“三省会剿之”。

由于与红军主力距离较远、孤军奋战等原因，游击队一直难以脱离被动。在十几倍于敌军包围的情况下，他们连续转移很难休息，伤病员越来越多，缺药少粮的情况下，不少战士倒毙于伤病肆虐中。

1937年1月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个县区艰苦转战三个多月后，终于被敌分散，险些全军覆没。

阮俊臣司令员独自到贵州去找贵州游击支队作战，一直打到1940年被敌逮捕杀害。政委刘复初因作战负伤，隐蔽治疗被叛徒王逸涛逮捕入狱。一直到抗战爆发，周恩来挺身而出，把他从监狱里保了出来。

游击纵队几位主要负责人，除了王逸涛投诚之外，或壮烈牺牲或被俘虏，再加上伤亡太大，再没有人重新组建游击纵队。

最初由游击纵队组成的3个游击支队，但仍坚持作战。

贵州游击支队由阮俊臣和赵文海率领，增至千余人，坚持斗争至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敌调集重兵“围剿”贵州游击支队，该支队最终因寡不敌众战败。

川南游击支队一直坚持斗争至1945年才结束，终因主要负责人被捕殉职。

云南游击支队由殷禄才、陈华久等人率领，坚持斗争至1947年国民党动员整编79师和边区十几个县上万地方武装来此“会剿”。殷禄才，陈华久等百余名将士相继壮烈牺牲，云南游击支队坚持敌后斗争12年结束了自己的光荣历史。

尽管大多数士兵都英勇献身了，但是还有一些士兵零散地隐蔽潜伏起来。他们在获悉解放军向大西南迫近时，重新整理，发现了当年暗藏的兵器，并不断发动群众同敌人进行战斗。

这些老练的游击队员对当地的地形、民俗风情了如指掌，后为西南剿匪作战和发动地方民众立下汗马功劳。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悲壮，因一句号令而前赴后继壮烈殉国，可以说这就是“集结号”的现实版本。

抗战爆发时，该组织曾派遣刘复初与原游击队联系，但因故未成行。他们远在国民党牢牢控制着的大西南上，又被敌人不断包围而到处躲藏，所以很难恢复同中央的联系，多数人也没能等到回队的命令。

游击纵队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肩负太重的使命。他们最多只有千余人，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阻击敌人，往往会伪装成主力积极打击敌人，这些行为就像“自杀式攻击”一样。

可这就是他们的责任，为完成任务保全全局，甚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特别是在军队分散，但是没有人忘了任务，这种对于组织的高度忠诚以及大无畏牺牲令人无比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