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轮台诏》是一份“罪己诏”吗？

轮台，是一个地名，就是现在的新疆自治区轮台县。

她的具体位置，是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以北的那一片地方。

在汉武帝的那个时候，那里是属于一个叫车师的国家。

这个轮台，当时是属于车师国的靠西部的一片地域。

她的西边，当时还有一个国家，叫乌孙。

当时，汉朝是在与乌孙联合对付匈奴。

而匈奴，也联合正处在汉朝和乌孙之间的这个车师，一起向乌孙发动进攻。

所以，汉朝就要去攻打这个车师，以解救乌孙。

汉武帝的征和三年，也就是相当于西元前90年，汉朝军队打败了车师，占领了这个轮台地区。

但是，由于汉朝内部的政治斗争，牵扯到了当时汉朝的前方统兵将领李广利。

这个李广利，在内心惶恐的情况下，就在对匈奴的作战中转胜为败，最后，又去投降了匈奴。

但是呢，这个车师还是被汉朝给消灭了，所以，这个轮台地区，也还是在汉朝军队的控制之下。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桑弘羊与田千秋等大臣，就于征和四年，相当于是在西元前89年，联名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这个轮台地区屯田，以保障驻守在那里的汉朝军队的军粮供给，从而保护乌孙国。

他们的上书是这样说的：“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

这个意思是说，在轮台的东部，有五千顷以上可以灌溉种植的良田，可以在那里屯田种植粮食，供养军队，这样，就与后面的已经被汉朝所占据的张掖城、酒泉城连接起来，从而威震西域，保护乌孙国。

然而，汉武帝随后为此所下的一道诏书，就叫《轮台诏》，是通过陈述以前的战争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最近李广利失败又投降的这种局面，来否决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同时，又提出了一项“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的方针政策。

意思就是，在不放松对匈奴的防备的前提下，不再主动去发起新的攻势，以让民众得到休养生息。

而就是这样的一份诏书，就使得后来的一些人，认为晚年的汉武帝，是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从此停止“尚功”、转向“守文”了。

甚至还有人，把汉武帝的这份《轮台诏》，看作是他的《罪己诏》。

比如，宋朝诗人杨万里，就有两首《读罪己诏时有符离之溃》的诗，其一曰：“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天乎容此虏，帝者渴非罴。何罪良家子，知它大将谁。愿惩危度口，傥tǎng复雁门踦。”

呵呵！这就是明显地把汉武帝的《轮台诏》，当成了他的《罪己诏》了嘛。

当然，这个杨万里，毕竟还只是个小人物，他的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

而真正地让人们以为，汉武帝的这份《轮台诏》就是他的《罪己诏》的，还是作为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大文学家的涑sù水先生、司马文正——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里面的一番操作。

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里面，在记述汉武帝写这份《轮台诏》之前，是特别地铺垫了汉武帝在东封泰山的时候，对他的群臣所说的一番话。

汉武帝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bèi ，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然后，紧接着这一番话，就是这篇《轮台诏》出来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前后映证，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虽然汉武帝没有在《轮台诏》里，直接指责自己“所为狂悖”、“ 不可追悔”，但是，毕竟是在前面的东封泰山的时候，他说过了这番话呀。

所以，这份《轮台诏》，不就是汉武帝的《罪己诏》吗？

但是，问题是，汉武帝东封泰山时所说的这段话，除了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面有记载之外，在其它的史籍里面，还有没有记载呢？

他司马光，是汉朝人吗？

他的这个记载，就是汉朝人的原始记载吗？

如果不是，那他的这个记载，又所出何处呢？

如果他没有原本的出处，我们又如何能够相信，他的这个记载，就是真实的呢？

我们又如何相信，汉武帝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同样的话，汉武帝不在他自己的《轮台诏》里面说，而要在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里面说呢？

就因为这篇《轮台诏》，还有其它的出处，做不了假；而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没有其它的出处，可以任凭他胡说八道吗？

其实，要辨别汉武帝的这份《轮台诏》，是否就是他的《罪己诏》，我们首先要判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判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

通过判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通过判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判明，汉武帝，有没有这个后悔的可能，有没有这个给自己下《罪己诏》的可能。

我们中国的地理环境，就是东、南两边环海，西边的高山峻岭连绵不尽，只有北边，有一道比较低矮的燕山山脉，把北方的蒙古大草原，和南方的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给隔开，又没有完全隔开。

所以，在交通能力不很发达的古代，我们中国，就是依靠燕山北部的这个蒙古大草原，和外部的世界产生联系的。

而正是以这个燕山为界，南、北双方，就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地理气候，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生产环境与生活环境。

北方的蒙古大草原，是一种干旱与寒冷性的地理气候，适宜于游牧生产。

南方的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是一种湿润与炎热性的地理气候，适宜于农业生产。

所以，受气温的历史性波动的影响，在气温升高的历史阶段，南方的人群，就会整体地向北方扩展。

而由于北方的人口一般较少，这个扩展，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当气温降低的历史阶段来临的时候，北方的人群，就想回到南方了。

但是，北方的人群想回到南方，又不是很容易。

为什么呢？

这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就是南方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多，他们会抗拒北方的人口向南方迁移。

第二种原因，就是北方草原地区，是游牧性的生产，技术性相对不强，南方的人群进入那里生活的难度，不是很大。

但是呢，南方的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是农业性的生产。

这个农业生产的技术性，就相对是比较高的。

北方人到南方来，一时半会，他们学不会种地，同时，他们也没有现成的地可种。

一片生土地，开发成一片可以耕种的熟土地，那是要花费力气和时间的。

这就会让他们初到此地的人，会遭遇到很大的临时困难。

这还不如他们，继续留在北方生活。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南方人不想让北方人到南方来，而北方人，也不想到南方来。

但是呢，眼看着南方人的生活安逸，而他们北方人的生活困苦，他们北方人，心里能够平衡吗？

这平衡不了呀！这上帝对他们不公平呀！

所以呢，物不平则鸣，他们北方人，肯定会对南方人的安逸生活，充满着天然的嫉妒。

而这个嫉妒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要经常性地南下抢劫。

所以，通过南下抢劫，来改善自己部落的生活困境；甚至干脆南下征服中原，让中原农耕民族给他们做奴隶，这就是他们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性的梦想与习惯。

这样的南方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就是有史以来，南方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一直不曾改变的本质上的关系。

伏羲氏，本来是北方民族，他们是经过了无数代的和原来的南方民族的反复斗争，才最后融入到南方，成为新的南方民族的。

黄帝，“北逐荤粥”；颛顼大帝，“北至于幽陵”。

那都是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记忆。

龙山文化的毁灭，那也是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之间，残酷斗争的结果。

到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尊王攘 rǎng夷”，燕国、赵国等北方诸侯国家，各自修筑长城，那都是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相互斗争的表现。

秦始皇，除了派十万大军经营南越之外，剩下的三十万大军，就全部都压在北方的边境地区修筑长城，以至于在那偌大的六国旧地上，竟然没有朝廷的军队驻守看管，导致残存的六国旧势力，能够轻而易举地死灰复燃。

这也是南方民族跟北方民族之间，斗争的结果。

到汉朝的汉高祖刘邦，本来是想效法秦始皇，对匈奴人的袭扰，来个痛痛快快的反击。

结果，一个“白登之围”，却让他见识到自己汉朝的虚弱，和人家匈奴的强大。

所以，汉朝的前七十年，就不得不忍气吞声，以“和亲”来换取相对的安宁。

“昭君出塞”，就成了一段流传两千年的佳话。

但是呢，“和亲”，真的就换来了安宁吗？

没有。

人家要来抢劫，那还是照样来抢劫；人家要来骚扰，那还是照样来骚扰。

如果他们的日子可过，而且，他们也天性善良，那么，你们是可以得到安宁的。

但是，问题是，他们的日子总是不那么好过呀。

而且，他们也并不是那么天性善良呀。

那么，你们，要怎么才能够真正地得到安宁呢？你们，要怎么才能得到一个做人的尊严呢？你们，要怎么才能够得到一个大国的尊严呢？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呢？

那就是，没有能力的时候，就只有是“忍”；等到有了能力之后，那就是“忍无可忍”，那就是一定要打。

那就是一定要把他们北方人都消灭干净，至少，是要将他们全部赶走，让他们再也不能靠近我们的边界。

这就是世世代代的南方民族的想法，也是当时的汉朝人的想法，也是当时的汉朝历代皇帝的想法，也是汉武帝的想法。

所以，汉武帝，他会为了打匈奴而后悔吗？他会为了打匈奴而写下《罪己诏》吗？

汉武帝写的是《轮台诏》，而不是《罪己诏》。

不错，汉武帝是没有准许大臣们在轮台屯田的建议。

但是，那只不过是他依据当时的汉朝所面临的一时的困难，而做出的一时的一种微调。

因为，战争确实是耗费了大量的国力、民力。

民众的生活，确实是太苦了。

所以，他要暂缓一段时间，让民众得到休养生息。

但是，这不是他后悔了。

这不是说，他认为他跟匈奴人打仗，打错了。

事实上，一方面拒绝了在轮台屯田的建议，一方面，他也说了，要“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

就是说，要制订鼓励养马的政策，以补充军队的需要，不能使军队有所削弱。

而且，从汉武帝对他身后之事的安排来看，那个提出了在轮台屯田建议的桑弘羊，还与霍光、金日磾dī 等大臣，共同被安排为了他身后辅佐汉昭帝的“辅政大臣”。

这说明了，他对桑弘羊这些主战派的大臣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和重用的。

而且，在汉武帝身后，实际主持政务的那个霍光，对于汉武帝生前的各种政策，也基本上是“因而不革，绳下益峻”。

这哪里能够看出，汉武帝是对他自己从前的政策，后悔了呢？

而且，不仅是汉武帝没有后悔，整个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也都没有后悔的表现呀。

汉宣帝的本始二年，也就是西元前72年，这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经过了休养生息的大汉王朝，就又发兵15万，并遣校尉常惠，持节去帮助乌孙国与匈奴作战。

到本始三年，也就是西元前71年，常惠所率的部队，与乌孙国的部队会合，大败匈奴。

同年的冬季，匈奴单于，亲自率领数万骑兵进攻乌孙，却遇到天降大雪，其人、畜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

到了西元前70年至西元前69年，丁零、乌桓、乌孙三国，乘机由北、东、西三面，进攻匈奴。

匈奴民众死亡十分之三，畜产损失二分之一，从此大为衰弱，他们的属国，也都纷纷瓦解。

至此，由汉武帝派张骞联合乌孙国，“断匈奴右臂”的计划，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经营，终于获得了成功。

到东汉时期，东汉大将窦宪，又率领匈奴分裂后，投降于汉朝的南匈奴部队，和羌胡部落的军队，一起大举北伐，一共斩杀北匈奴一万三千多人，成功地“勒石燕然”。

至此，曾经对大汉王朝构成了重大威胁的匈奴民族，终于被大汉王朝给彻底驯服，除了南匈奴已经归顺于汉朝之外，那些坚定地与汉朝作对的北匈奴残余，则被迫西迁到欧洲去了，再也不敢直面我大汉王朝。

这前前后后，整个的西汉和东汉，都是在奋力地和匈奴人作战。

别说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历代其他的皇帝，又有哪一个是不主张与匈奴人作战的呢？又有哪一个是亲口说过，后悔与匈奴人作战的呢？

可是，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要幻想汉武帝曾经后悔过；他们要处心积虑地编造出汉武帝曾经后悔过与匈奴人作战的谎言。

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幻想呢？

他们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这么编造呢？

这当然是出于他们的“反战求和”的目的。

因为，战争，要“劳民伤财”。

因为，战争，要使整个社会严肃紧张，使一些人不得过安宁舒适的生活。

正是因为战争要“劳民伤财”，所以，一些人就痛恨战争，他们就要指责和咒骂汉武帝“横征暴敛”、“ 糜费天下”。

正是因为战争使整个社会严肃紧张，使一些人不得过安宁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们就痛恨战争，他们就要指责和咒骂汉武帝“穷兵黩武”、 “伤害百姓”。

那么，对于北方民族的屡犯边境、杀人越货，他们这些人，会是什么态度呢？

因为，他们并不居住在北方边境，北方民族屡犯边境、杀人越货，关他们的屁事？

那么，如果北方民族大规模入侵，攻占和统治了内地，他们这些人，又怎么办呢？

他们有钱呀，他们可以“衣冠南渡”，继续到南方去过他们那舒适安逸的生活呀。

所以，到底是什么人，在“反战求和”呢？

到底是什么人，在仇恨汉武帝，因为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而对百姓们“横征暴敛”呢？

到底是什么人，在幻想汉武帝后悔发动战争，把汉武帝的《轮台诏》当成《罪己诏》呢？

就是那些“上等人”呀。

就是那些有能力逃避战争的人呀。

就是那些没有战争，他们就可以生活得更加安逸和舒适的人呀。

所以，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反战”与“主战”的争论，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争论呢？

这实际上就是地位对立的问题。

这“反战”与“主战”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不同地位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上的争论。

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就对于同一个社会问题，具有不同的站位和立场。

上层地位者，相对具有更大的个体抗压能力，所以，他们就倾向于只顾自己的个体利益，而不管大家的共同利益。

他们就相对只要“小民的幸福”，而不管“大国的尊严”。

下层地位者，因为他们的个体抗压能力相对较弱，所以，他们就倾向于抱团取暖，就倾向于依靠团体，依靠国家。

只有团体壮大，他们才有机会拼死一搏。

只有国家强大，他们的身家性命，才能够得到保护。

所以，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这些弱者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就是他们这些弱者的尊严。

那么，这个汉武帝的《轮台诏》，到底是不是他的《罪己诏》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篇《轮台诏》的原文吧：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tuó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nǎng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gài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shī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

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fǔ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fǔ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十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翻译过来就是：

前面有官员曾经奏请，想对百姓每一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以接济边疆费用，这是要迫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啊。现在又要求，派兵到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多里。过去开陵侯攻打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留在京城的子弟，都先行回国，征集牲畜食物迎接汉军，又自己征发士兵达几万人，由各国国王亲自统率，合围车师，降伏了车师国王。各国因此精疲力竭，无力再到路上为汉军供应食物。汉军攻破了城邑，得到了很多食物，但是，每人所带的，却不足以支撑到行军作战的战事完成。强壮的士兵把牲畜都吃完了，体弱的士兵在路上就被拖累死了，竟然有数千人。我调集酒泉郡的驴和骆驼驮运粮食，前往玉门关外迎候军队。官兵们从张掖郡出发，路途不算太远，却还是有很多人，赶不上队伍。

过去，我体察不明，因为军候弘曾上书说“匈奴人捆住马的前后足，放在城下，边跑边说：‘秦人，我把这些马送给你们’”。又因为我们的使者久去不回，所以，就派出贰师将军为使者壮威。古时候，卿大夫谋议时，要借助于用蓍、龟占卜，不吉利就不行动。这次，我将军候弘的上书给丞相、御史、二千石级朝官、各位大夫和郎官中学问渊博的人，并拿给郡和属国的都尉成忠、赵破奴等人看，他们都认为“敌寇自己捆住自己的马，这很不祥啊！”有人则认为：“匈奴人是想借此显示强大，用我们不足的东西显示他们绰绰有余。”占卜《易经》，得到《大过》卦，从九五爻中得出推断：匈奴将要衰亡。朝廷召请的方士和太史，观星望气，以及太卜用龟、蓍占卜，都认为很吉利，说匈奴可破，机不可失。又说“北伐遣将率军推进，在鬴山定能取胜。”

为各将领算卦，结果是贰师将军兆头最好。因此我亲自指令贰师将军率兵下鬴山，诏令他一定不要再深入。如今，计谋、占卜和吉兆全都与事实相违背。重合侯马通，俘获了敌寇的刺探情报者。他们说：“听说汉军将要到来，匈奴就派巫者在汉军所经过的各条道上和水中，预先埋下牛羊，用来诅咒汉军。单于向天子送马皮衣服时，往往叫巫者进行诅咒。把马捆住，是用来诅咒汉军的出兵行动。”另外，他们占卜的结论是“汉军有个将军不吉利”。匈奴经常说：“汉朝极大，但是不能忍耐饥渴，失去一只狼，便会逃散十只羊。”

这次贰师失败，士兵们或战死、或被俘、或逃散，这种悲痛，时常萦绕在我的心中。现在，你们请求在遥远的轮台屯田，想要建起烽火台，这是扰劳天下，没有替百姓考虑啊。我现在不想听到这样的建议。大鸿胪等人又商议着，想召募囚徒去礼送匈奴使者，张扬着将这些人，给以侯爵的封号，作为对匈奴的愤怒回应。这是连春秋五霸也不会做的事。况且，匈奴得到我们这边投降过去的人后，往往对他们进行搜身和盘问。现在边塞涣散，有人擅自逃出塞外，也无人禁止。

堡垒的长官派士兵出去猎捕野兽，贪图皮肉之利，士兵们被逼得困苦不堪，烽火也陷于荒废。这样的过失，在送上来的文书中却得不到反映。直到后来有投降过来的人，或是活捉到了敌方的俘虏，才知道情况。现在最要紧的事，是禁止苛刻残暴现象，禁止对百姓随意加征赋税，努力以农为本，还要起草恢复养马规模的法令，以填补军马的缺额，保证军备不被荒废。希望各郡和各王国二千石级官员，各自提出自己的畜马方略，以补充恢复边疆的状态，这样的建议要在朝廷进行讨论。”

每个有头脑的人，都应该看一看汉武帝的诏书原文，从而排除一切干扰和诱导，自己独立地分析、品味一下，汉武帝的立场与感情，从而判断出，他有没有后悔对匈奴开战，他的这篇《轮台诏》，到底是不是《罪己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