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后麻烦事多可以退吗,入党好烦_能退么

作者:慕 湘

我是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后称莱阳乡师)二级二班学生。1932年9月由同班同学黄日宾介绍参加共产党。

莱阳县的党组织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热潮中,山东省委派遣青岛李村小学教员、共产党员舒实夫(化名,外号舒大牙,即张静源博兴人)来莱阳建立的。他最先在莱阳乡师发展了一批党员,大部分是二级二班的学生,有刘松山(于寿康)、包腾秀、黄日宾、黄保忱、姜文瀛、刘学美、慕显松(慕湘)等十余人。他们多数是海阳人,只有刘学美是栖霞人,慕显松是蓬莱人,还有二级一班的王之凤、陈守诚等。一级两个班因受前一年国文教员无政府主义者张光吾的株连,一部分同学被捕,刚从济南狱中释放回来。入党者不多,只有姜宗泰(林月樵 )、李裕宽等几个人。

我入党不久,1932年10月,山东军阀韩复榘与割据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之间发生了战争。一天中午,刘珍年的军队突然把学校周围的树木全部砍光,沿城墙修起防御工事,同时进占校舍,捕捉学生充当民夫。一时间学校乱作一团,师生仓惶逃走,来不及取走的衣物行李等全被官兵抢劫。我逃到栖霞蛇窝泊,住在同学林强华家。后来,由于蒋介石的出面调停,战争结束,刘珍年部被海运去浙江温州。这时已经到了冬天,学校无法复课。

1933年春季学校开学,学生返回学校。复课不久我在同班同学中发展了几个党员,现在只能记起其中有个叫王显谟的,还有一个是高密人。我们在入党的时候,虽然都说过要严守秘密,不发生横的联系,但并没认真严格执行。因为那时在组织上没有小组,也没有支部,谁是党员,所有的党员都知道。党的活动形式主要是,逢到星期日,每人凑二角钱到城里饭馆聚餐,然后就到城外桃树园去开会,传达秘密文件或讨论学校工作。

二乡师的校长董凤宸,是个反动分子。当时学校正在扩建校舍,校长董凤宸却娶了个小老婆,住在学校前面的小村里,我们便以“驱董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传单,揭露董凤宸的贪污行为。传单多是利用晚自习时间散发的,先把传单卷成纸卷,扔进各个宿舍,这样一下自习大家便可看到。有时还把传单贴在校长办公室门口。

春假放假一周,同学们纷纷回家探望。我没有回蓬莱,而是跟随黄日宾到他的家乡海阳行村西黄家村去了,同行的还有刘松山等人大家住在小学校里,在黄日宾家吃饭。这时正遇上赶庙会唱戏,我们便用小学校的油印机,赶印了一批由我起草的、以“反帝大同盟”的名义发出的传单,痛斥政府当局不抵抗政策,在戏场里散发。当时村里只有我们几个新回来的学生,目标很大,因此在吃饭的时候,我被黄日宾的父亲痛骂一顿。当天下午刘松山等回了家,我便一个人到南海渔村的一个同志家(村名、人名已忘,只记得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党员 )。

春假返校后,学校当局先后宣布将刘松山、包腾秀、王之凤、黄日宾、姜文瀛、姜宗泰、李裕宽等人开除学籍,布告上写的他们“品行不端,斥令退学”。还剩下十几个党员,县委指定由我负责,这时党内思想很不稳定,有的党员不想继续留校,有的甚至害怕同我接近;学校当局也采取办法来分化瓦解我们。一天早自习时,训育主任董羲亭把我叫到院里,先是夸奖我功课好,品德好,有很好的前途,然后他警告我不要上别人的当,要我好好读书。我只笑了笑,一言未发。二级一班党的活动由陈守诚负责,我同陈守诚的联系是采取小孩顽皮的办法:上自习课时,他突然来捣我一拳,我便追出去,或到厕所,或到空教室里进行交谈。

这期间我仍然担任起草传单的任务,稿子拟好后,便在星期日到小榆庄找孙世平(区助理员、党员),或到褚家疃找战倬云等油印。有时还在那里与刘松山、王之凤接头,向他们汇报学校的情况,他们那时可能是莱阳中心县委的成员。

1933年暑假前,期考三天。第三天一早,王之凤派来一个农民党员持信到校找我,学校传达说考试期间不会客,要来人把信给他,由他转交,那农民同志坚持要面交本人。这时训育主任董羲亭早饭后正在大门里的花圃散步,便过去询问情况。不知他怎么把信骗到手,打发那个农民走了。他把信拆开偷看后,又原样封好,交给传达,等我上午考试完了,传达把信送给我。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要我下午到褚家疃见面,我知道是布置暑期工作的。但下午还有一堂考试,如果不去,就错过了接头机会,再也无法找到他们。于是我去找陈守诚商量。陈要我参加考试,他代我去。

可是信上是要我去的,我一定要去,考试就不管了。趁大家午休的时候,我从后操场的铁丝网上爬了出去,到了褚家疃,见到王之凤把事情谈完便回来了。为了不想被人发现,我便绕道去看荷花,直到傍晚才从铁丝网爬进学校。这时正遇几个同学坐在操场上闲谈,其中有个包是我的同乡。他惊慌失色的拉住我,低声说道:“你怎么还敢回来!你到哪里去了?下午全校点名,点出你了。”原来训育主任董羲亭偷看了信后,下午便召集全校学生在礼堂点名,发现我同刘学美不见了,而刘学美是在理发店理发,只不见了我一人。校长董凤宸当即宣布,说慕显松是共产党,在学校里贴标语撒传单,捣乱破坏,使大家不能安心读书,现在已经真相大白。

我当时又饥又渴,一时也没了主意,想去,但东西还在宿舍,无论如何得把东西拿出来,便跑回宿舍。还未坐定,工友便来叫我到训育主任办公室去。我去了,董羲亭让我在他对面坐下,然后问我:“下午到哪去了?”我早想好了对付的办法便说:“我借了王之凤一本小说,他要我还他,他已经被学校开除,不愿意到校里来取,所以写信叫我给他送去。”

董羲亭手拿铅笔,面前放着纸,准备记录,见我不承认真相,就先用软话诱劝,后用硬的威胁,但我始终还是那几句话,他见问不出结果,就拍了桌子暴跳起来,我也大声同他争吵。这时前后窗外聚满了同学。已经考试完毕,本地的同学下午都走了,这些外县的同学要到明天才走。他们在窗外看热闹,喧噪声越来越大,当时各地常有学生打训育主任的事情发生,尤其在放假前夕,学生更难管束。大概董羲亭有些胆怯了,便放缓了口气说:“你先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再谈。”后来听人说,我从褚家疃出来看荷花时,城里曾派出一队马队到褚家疃去捉我,扑了个空,不知确否?

我回到宿舍,陈守诚跑来对我说:“赶快走,不要等明天。”我把行李捆好,托同屋一位同学送到城里一家商店福祥号暂存(我父亲认识商号经理)。我把几件衣服包了一个小包随身带上,就到刘学美家住了两天,才回到蓬莱家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书,说我“品行不端”斥令退学。

暑假期间,刘松山来我家住了几天。我想离家参加革命工作。因为当时有些党员凡在家乡暴露的,便到外地去当雇工,据说作短工的还编成了游击小组。刘松山说我年幼(17岁),又是在城里长大,没有劳动过,主张我继续求学,仍作学生工作。恰好这时莱阳乡师国文教员孙君野到济南正谊中学担任了黄台分校主任,他来信要我转学到济南。于是家里拼凑了几十元钱送我去济南,但因我的行李还寄存在莱阳,便先去莱阳,住在城里福祥号。当天在街上遇见莱阳乡师的教务主任王衷一,他见到我大吃一惊地问:“你怎么又来了?”我告诉他要到济南上学。他说:“立刻走开,越快越好!”王衷一是大革命时期的留苏学生,讲课中常有进步言论,但同我们没有党的关系。他特别讲究卫生,夜晚查号时,见自习室里空气不好就不进去,同学们多嘲笑他,但对他并无恶感。

听说暑期莱阳捉了一些共产党员,我想了解一下真相,下午便到小榆庄去找区助理孙世平。在区公所门口,站岗的卫兵盘问了我一顿,要我等着不要走,就进去了。我见他神色不对,立即警惕起来,赶忙钻进对面一片高粱地里跑掉,当天赶到蓝村搭车去了济南。到了济南,经孙君野介绍转进正谊中学55级。

这年冬天,王之凤寄来一张明信片,要我寒假回蓬莱找文会小学教员李日三(李厚生)。前不久,我在济南芙蓉街曾偶然遇见莱阳乡师校长董凤宸,他十分亲热地问我在哪个学校读书,我未经考虑,信口告诉他在正谊中学,说了之后又有些后悔。两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正在上英文课,校役来叫我去校长办公室。校长问我:“你是从莱阳乡师转来的吗?”并且对我说:“教育厅和国民党省党部来查过你”,要我立即离开济南,否则可能被捕。事后想来,他说的未必是事实,很可能是董凤宸遇见我后,把情况告诉了他,他为了学校不出共产党,想把我打发走了事。但当时我竟以为是孙君野把我出卖了。

在正谊中学,我曾结识了几个蒙阴县文登县的同学,他们因休学被学校没收了保证金。我很同情他们,便联络他们在学校里撒过几次抗日救亡的传单,同时也撒到黄台分校。孙君野可能知道是我发动的,曾劝我安心读书,不要参与这种政治活动。因此我在离开正谊中学前,曾写了一封长信寄给他,批评他是假革命。

这样,未到学期终了,我便回到蓬莱接替李日三的工作。李日三是招远人,原在蓬莱一个教会小学当教员,后被解雇。不久他被调到胶东特委工作,我直接受他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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