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从和尚、乞丐一步步走上皇帝位置之后,染上了诛杀功臣的恶习。今天杀昔日伙伴,明天杀往日同僚,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朱元璋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同甘共苦有你陪,荣华富贵没你份”。
在这群声势浩大的政治清洗运动中,胡惟庸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为什么要单拿胡惟庸来说,是因为当时的胡惟庸担任的官职是左丞相。左丞相是什么职务?是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精明强干且在朝堂中有绝对影响力的人,却在这场清洗运动成为了最关键的受害者和导火索。并且朱元璋借着诛杀胡惟庸,废除了左右丞相的职务,结束了中国一千五百多年的丞相制度,这也让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
根据不完全统计,因为胡惟庸被杀,一并遭到牵连诛杀的,有3万余人。
“胡惟庸案”也成了明初四大案之一。
想要知道胡惟庸为什么会死,丞相制度为什么会被废除,则需要我们重头回顾整个事件。
胡惟庸的履历史
龙凤元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彼时的朱元璋还是个在勤勤恳恳打排位等着攒够积分上王者的小老弟,胡惟庸这时候投奔了他。
(早期的朱元璋集团)
在他前后投奔朱元璋的,有徐达、常遇春、刘基、李善长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大明帝国的开国功臣。
胡惟庸也在朱元璋手下做过很多官,例如:
元帅府奏差——送信的;宁国主簿——写信的;知县——县委书记;吉安通判——县政法委书记;湖广佥事——机要科科长;太常少卿——文化部干事。
从这份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胡惟庸加入朱元璋集团的时间很早,但是并未受到重用。
但他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半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终于等来了一次大幅度的升迁。
这个提拔推荐他的人,是李善长。
而之所以胡惟庸能被李善长选荐,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是同乡。
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这个道理。
两人不仅是同乡,李善长的侄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这样一来,又是同乡,又是亲戚,关系更是近了不少。
洪武六年,也就是1373年,李善长举荐他为右丞相。这个职位,相当于大明帝国的三把手。
胡惟庸终于等来了自己想要的机会,他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勤勉工作,埋头苦干,让此时已经当了皇帝的朱元璋看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四年之后,他再进一步,任左丞相。
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正式成为了大明帝国的二把手。
他做左丞相,大家还算是比较服气。一是因为胡惟庸的履历实在是很早,论资排位,他是打天下的功臣。而论工作经验,数十年的官场沉浮让胡惟庸有了非常优秀的政务工作处理能力。
资格他有了,能力他也有了,所以他在左丞相这个位置上,坐了很多年。
更关键的是,胡惟庸觉得朱元璋很信任他,百官们也觉得皇帝很宠信这位左丞相。
但是请大家记住,是胡惟庸自己觉得。
在天下第二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待了很多年之后,胡惟庸开始暴露出了自己的本性——独裁。
这是他致命的错误,也是他致命的弱点。
虽然你是宰相,你的权利巨大,但是普天之下,可以独裁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朱元璋。
百官觐见上来的奏章,胡惟庸要先看。有弹劾自己的奏章,全部扣下。
群臣给皇帝写的工作报告,胡惟庸要先读。有投诉自己的内容,全部涂改。
在某种程度上,胡惟庸的这种行为等于骑在朱元璋脖子头上拉屎。
但奇怪的是,朱元璋当时人在中年,精明强干,并不糊涂。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有可能全部都尽收眼底,但他熟视无睹,任由胡惟庸的行为。
也许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许,胡惟庸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开始走出了为自己利益着想的第二步: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和结党营私。
朝中热衷功名,想要升迁或者谋求前程又心术不正的人,都找到了胡惟庸这条快速发家的道路。他们对胡惟庸先送礼,再交钱,统统变成了胡惟庸的追随者和狗腿子。
而朱元璋,依旧选择了沉默。
虽然皇帝不闻不问,但是朝中不乏正义之士。
大将军徐达觉得胡惟庸行为奸诈,不是个好东西,一五一十的把胡惟庸的行为告诉了朱元璋,但老朱同志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依然放任不管。
御史中丞刘基(刘伯温)也曾公开对胡惟庸大把大把捞钱的行为进行批评。胡惟庸不是个软茬子,不久后刘基卧病在家,朱元璋派他去探望刘基,他果断地了上演了一出“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好戏。
他假意地探望刘基,暗中却给刘基下了毒。这个行为直接导致了刘基的死亡。但在这里,我们要为胡惟庸的行为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刘基也是一代重臣,开国元勋,胡惟庸真的有这么大的胆子暗害他吗?
会不会是朱元璋授意于他的?
但无论最后的始作俑者是谁,胡惟庸排除异己的行为是无疑的。
如果仅仅是以上这些针对于工作中的污点,也许胡惟庸罪不至死,但一件事情的发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在他定远(安徽滁州)老家的祖宅里的一口枯井中,突然生长出一株直窜出井口的石笋。
本来这也许这只是一次植物界和生态圈的自然生长,但围绕在胡惟庸身边的党羽们却献媚说这是祥瑞之兆,顺便添油加醋的说胡惟庸祖宗三代的坟头,晚上有火光,白天冒青烟。
种种奇异的现象都在暗示胡惟庸,他不是一个平凡人,他有帝王之相。
胡惟庸的心理在此时发生了变化,他觉得做一个权倾朝野的丞相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起兵谋反,成为新皇。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此时的朱元璋,依然置若罔闻,甚至还时不时对胡惟庸有赏赐。
他不仅放任了胡惟庸在职位上作奸犯科,而且默认了胡惟庸的狼子野心。
而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得到了皇帝信任的胡惟庸,开始为自己的造反大业做准备。
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御史大夫陈宁、卫士刘遇贤、魏文进、以及曾经助他登上丞相位置的李善长都成了他暗中招揽的心腹。
而他所招揽的这些人,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他们都是曾经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伙伴们,和朱元璋交情不浅,和胡惟庸也是友谊深厚的往日同僚。
第二个: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这些人都曾不同程度的和朱元璋起过冲突,并且受到了朱元璋的惩罚,本质上,这些人对朱元璋是心存不满的。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人几乎是整个大明朝廷三分之一的力量,文臣武将都囊括其中。
只要造反,就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心思缜密的胡惟庸还不放心,他又做了两份准备工作。
第一:他想要联络常年滋扰明朝海境的倭寇,准备一同起事。
第二:他想要密信大漠之中的北元势力,并向北元称臣,希望可以借助到蒙古人的力量。
我自己打不过你,我找大臣们帮忙。大臣们势力太弱,我就打电话叫倭寇和蒙古人。
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逻辑缜密,强而有力的造反计划,如果真的可以实施,大明江山的命运,尚未可知。
但就在这些“想要”尚未实施的时候,京城里发生了一件事。
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在集市上酒驾加超速,出了车祸,甩出车外,直接摔死了。胡惟庸痛失爱子,大怒。把赶车的人抓住处死。
本来这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因为胡惟庸任职丞相,就经常代替皇帝处理各种刑事案件,而且经常先斩后奏,私自处死犯人,替皇帝做决定。
所以杀掉一个车夫实在不算什么大事。
但这件事却偏偏被朱元璋知道了。
朱元璋一改往日的沉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你的儿子饮酒坐车,又唆使司机超速,死了活该,关人家车夫什么事?你不问青红皂白就私自杀人,你替他偿命吧。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胡惟庸残害忠良的时候你不管,现在只不过杀了个平民,你来什么劲啊?
胡惟庸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这样提问,也没有资格这样问。
因为如果皇帝对自己放任不管,自己做什么都无所谓,不必承担责任。
但是如果皇帝要过问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做对了,倒还好说,如果做的是错事,自己是无可辩解的。
而杀掉无辜的车夫,就是一件错事。
所以胡惟庸没有辩解,非常懊恼的表示愿意以巨额财富来赔偿车夫一家。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看似合理的请求,被朱元璋果断拒绝了。
朱元璋只说了一句话: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胡惟庸彻底慌了,这个平时看起来对自己放任自流,多有包容和宠信的皇帝此时此刻变得十分无情。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自己飞扬跋扈了这么多年,在朱元璋眼皮底下贪污腐败,甚至意图谋反都没有事,却要栽在一个车夫身上?
皇帝揪着这件事不放,甚至要他死。胡惟庸害怕了。退朝之后,开始准备图谋起事。
他不能再等了,他告诉自己,不是朱元璋死,就是自己灭亡。
但此时的朱元璋,早就已经掏出了自己的日记本,开始细数胡惟庸从成为丞相第一天起到现在的所有过错。
到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朱元璋不是傻子,也不是对胡惟庸犯下的过错视而不见——而是一一记录在册,等待着时机到了,算一笔总账。
可堂堂帝王,杀掉一个为自己工作的官员,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还真用得着,因为胡惟庸不太好杀。
其一,他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旧臣,这些开国元勋,往往功勋卓著,贡献巨大,就算有过错,大多都是从轻发落,很难置于死地。
其二,在胡惟庸不断升迁的过程中,他自己一步步编织了庞大的属于自己的胡惟庸势力集团。朝廷各处都是胡惟庸的党羽,想要降罪于他,或者给他定罪,总会受到大臣干扰,难度很大。
所以朱元璋选择了放长线,钓大鱼。
你是开国功臣,你是当朝权臣,一件两件错误定不了你的罪,十件八件错误定不了你的罪,那么五十件,一百件呢?
而胡惟庸多年来的官场生涯,犯下的过错,何止一百件?
有了这样强有力的过错积累,朱元璋厚积薄发,想要治胡惟庸死罪,易如反掌。
所以没等到胡惟庸起兵谋反,在皇帝的授意之下,大臣们制造事端,群臣纷纷上疏弹劾胡惟庸,罗列其罪状,洪武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79年,还没等胡惟庸喊出“起兵反抗朱元璋”的口号,他就被逮捕下狱,因各种各样共计几百条的罪名而被处死。
胡惟庸死了,但是“胡惟庸案”却远远没有结束。
胡惟庸案牵连而出的人员——涉及大明朝堂内外,中央地方,各部门各工种,共计三万多人,而这三万多人,无一幸免,全部处死。这其中就包括了李善长、永嘉侯朱亮祖、荥阳侯郑遇春、南雄侯赵庸等一公二十三侯(都是当年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好哥们),而这些人,有些的确有罪,有些则是单纯收到牵连,枉死狱中。
事态发展到这里,我们又不禁提出两个问题。
为什么被杀的人是胡惟庸?
杀胡惟庸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杀胡惟庸吗?
当然不是,这场由朱元璋发动的流血政治运动——胡惟庸案,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因为朱元璋针对的并不是胡惟庸,而是胡惟庸担任的职务——丞相。
丞相制度从春秋战国其实就已经有了,当初的设立是为了分担皇帝的工作,而发展到明朝,丞相的权力日益庞大,已经不仅仅是为皇帝分担工作,而成了瓜分皇权,制约皇权的一个职位。
胡惟庸以及胡惟庸之前的丞相,总揽国家大事,权力过大的行为已经深深地引起了朱元璋的反感,为了巩固皇权,也为了丞相制度不威胁自己的统治,朱元璋决定废除丞相制度。
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丞相制度不是朱元璋一个人说废就废的。朱元璋想要废除丞相制度,难度堪比移山。
如果他贸然改动这样一个人人认可,流传已久的制度,势必会引起群臣反对,天下百姓也会哗然。还会引起丞相势力的怀疑。所以朱元璋当起了导演,利用胡惟庸的野心和贪婪,自导自演了一出明君忍让丞相,但丞相得寸进尺的戏码。
朱元璋除掉胡惟庸,趁机把罪责推在丞相制度上,于是顺理成章废除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自此,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再也没有丞相这个职务。
对朱元璋来说,“胡惟庸案”不仅让他废除了丞相制度,还顺便可以借机清洗一波功臣。
而至于当时这个丞相位置上的人,是不是胡惟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无论是谁在坐这个丞相,等待着他的结局,是和胡惟庸一样的。在朱元璋眼里,人人都是胡惟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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