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讨薪实录：为了两万块，我折腾了大半年

对一个北漂来说，即便手握公司没签劳动合同的证据，但决定让自己陷入一场官司并非易事。

我虽知道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倒闭十分普遍，却不曾想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在一个公司只工作了4个多月，就经历了它的创始、崛起、兴盛和衰败。然后，又拖了近8个月后，才拿回自己应得的工资。

1

北京磁器口光明日报社对面的一幢大楼里，一家家不入流的小公司在这里呈环状排列。在一间占地100多平方的办公室里，容纳着我所在的“墓地公司”和上头的“遗嘱公司”。遗嘱公司有3位股东，其中的赵总，便是我的顶头上司。

遗嘱公司是2016年之前由3位股东一起成立的，主要经营北京老人的遗嘱业务，公司隔三差五在报纸上刊登一些危言耸听的文章，比如不立遗嘱会有遗产纠纷——说白了，就是糊弄老人的钱（政府本身有这项业务，只是私营的收费比较高）。

2017年初，赵总觉得北京的墓地价格感人，便联系了几家墓园，做了个互联网销售平台。6月，墓地公司作为遗嘱公司的子公司注册成立，9月，我通过某招聘网站应聘入职，赵总对签劳动合同这事觉得无所谓，入职之后工资都按时发着，社保按时交着，我也就没多要求。

我入职时，正赶上报纸上早先登的几期广告起了作用，墓地卖得很顺利，回本之后还有盈余。但国庆一过，天气转冷，情况也跟着变得不容乐观。但赵总并没有低调过冬的打算，反而又扩招了4个人来重建网站，说要瞄准第二年的清明节大干一票。

新网站还没做完，3个股东就吵了起来——墓地公司资金紧张，赵总希望遗嘱公司能出钱给我们发工资，但另外两个股东没拿过墓地公司的利润分成，坚决不同意。

工资已经拖延了快一个月了，这期间赵总虽然在公司里露了几次脸，叫我们不用担心工资的事，但嘴上说归说，也没见他掏钱，每次敷衍完我们关上门后，就马上去跟另外两个股东吵架了。

2018年1月31日，我刚转正两个月，就等来了墓地公司解散的消息。加上新来的员工，我们9个人坐在会议室里，个个面色凝重。赵总无奈地看着我们，

“没想到吧，”见我们不做声，赵总突然笑了，“这么快就到头了。”

但他显然心有不甘，示意我们别说话，接着把大家都拉到一个微信群里。

原来，他早就预料到了墓地公司的解散，这半个月来一直在谋划后路，“就看大家的意思了”。我们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这是当然，谁也不想在春节前失业，我尤甚。其他人还有家，有老公，有男朋友、女朋友，而我作为一个北漂，除了信用卡上的一堆债务，一无所有。

最后，赵总答应我们会尽快找一个新的办公地点，将墓地业务重新开张，然后所有人都过去，“没有人会失业，只是集体搬个家”。他还承诺，2月的工资，也会正常发给我们。

就这样，我们放心地在离职单上签了字。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赵总每天都开着车在北京城里四处溜达，可最后还是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办公地点——不是嫌地方太小，就是嫌租金太贵，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的，他又嫌太毛坯。如此折腾了十多天，他终于对我们说：“要不年前先不上班了，大家先好好回家过个年，等回来再干。”

只是，“工资先不发了”，“等年后大家入职了，会在半年之内分批把钱发给大家的”。

等到这样的结果，我暗暗懊恼——2017年自己干的最蠢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从一家不肯按时发工资的公司，跳槽到一家不愿意发工资的公司。

2

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跟法律打交道。我查了一些材料，比如，就算离职后不再去赵总新开的墓地公司工作，以工作时间算，也应该得到原来公司半个月的工资补偿，根本不用怕赵总拿这份钱“钓”着；如果离职前墓地公司把工资已经按时结清，没跟我们签劳动合同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可如今，没签合同这一点却变成了我手中最锋利的刀子。

即便如此，决定让自己陷入一场官司中并非易事。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同自己辩论，要不要这样？月光透过合租房的劣质窗帘照进来，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面目可憎。我很想哭——生活已经这样艰难，何苦还要难为自己？放下一切，重新开始不好吗？

但信用卡账单和房租逼得我必须这么做。等到天漏微光的时候，我下了决定。

我先是联系了宇哥。他是墓地公司的“渠道”，负责开车接送客户来去墓地，完成销售任务。他很务实，公司解散前夕他刚跟朋友搬到了望京，我估摸着他应该没有离开北京的打算，便告诉他“我想告公司”，问要不要一起。“别告了，他们肯定不会赔钱的，浪费那时间干啥，拿来干正事儿多好。”他一口回绝了我。

看他这样轻松，我心里更不是滋味儿了——没有赔偿款，又要交房租，在这种节骨眼儿上，我穷得怕是马上就要出去乞讨了。

隔天我“回”了趟磁器口，解散那天走得太匆忙，还有些东西没来得及收拾。遗嘱公司的夏姐和小辛帮我把东西打包好带了下来，顺便请我去吃了顿饭。

正是下午6点下班的点儿，天却已经完全黑了——离过年只有10天了。我们仨并肩走在路上，我向她们倾诉我的不安和疑虑。夏姐让我放宽心：“没有劳动合同，一告一个准儿。”

吃完饭后，我跟小辛步行到地铁，快进地铁的时候，她突然拉住我：“你得告他们，别犹豫。”她说她之前去找财务报销，不小心看见后来的那4个人不但工资比我高1000块，试用期还从3个月缩减到了1个月，而我的工作又是最辛苦的。

“他们不告他们也没什么，毕竟待的时间短，但你得告他们！”

考虑到马上就要跟劳动仲裁委员会乃至法院打交道，我决定先去法律援助中心咨询。

工作日的上午，没多少人，柜台后面一个梳着马尾的姑娘坐在一把很低的椅子上仰视着我。“怎么可能呢？他们怎么可能给你交了社保却不跟你签劳动合同呢？”她一脸的难以置信。

“我也不知道，”我不想跟她在这方面多纠结，只是问，“这种情况（打官司）我是稳赢的对不对？”

“只要你确定他们没跟你签劳动合同——不过你离职单签得太草率了，像这种被解雇的情况，离职单是不能随便签的。”姑娘小心翼翼地责备道。

随后，她告诉我该准备哪些材料，临别时还提醒我：打官司最要命的还是时间成本。

那天下午，赵总发了条微信，叫我们几个还没回家过年的去开会，“讨论一下年后的工作”。我本不想回他，但还是决定去看看。

这一趟没白来，赵总告诉我们，他已经将遗嘱公司的股份全部通过“换股”转给了程律师，那个他曾经一手创办的遗嘱公司，跟他没一点关系了。

程律师是3位股东之一，我没见过几次，只记得他是个头发稀疏的小个子，不像另外两位股东一样喜欢大声吼叫，总是显得冷静而威严。我感到十分遗憾——这样的话，我的官司就跟赵总没关系了，可我最想送上被告席的就是他。

赵总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规划，丝毫不提工资赔偿的事，会后还提议大家一起去吃个饭，我推说有事，先走了。

揣着一肚子怨气，我先去附近的银行打了一份工资流水，又去社保局要了最近半年缴纳社保的记录，等我到位于珠市口的劳动仲裁委时，已经是下午4点半了。

仲裁委在4楼，出了电梯，走廊入口处坐着一位老大爷，约摸60岁左右。“来申请劳动仲裁啊？”大爷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接着指了指身后墙上贴着的一张单子，“看看，这些东西都带齐了没有？”——个人身份证，公司的工商信息，表明与公司有劳动关系的证据。“没有的话，楼下可以打印。”

说实话，作为一家开在仲裁局下面的打印店，收费并不算贵。他们只问了我公司名称，打印机就很快吐出一张工商信息来。

等我回到4楼，已经快5点了，大爷叫我赶紧去里面的办公室拿单子。给我单子的人让我去另一个房间填，那个房间很大，只有两个人。我在靠门的桌子旁边坐下，小心地询问他们我该怎么写“仲裁缘由”。

其中一个很热心，问了我的大概情况，慢悠悠地指导我：“你就这样写：申请确认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与这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申请确认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申请对方赔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看看人家这班儿上的，拿了工资还能再拿一遍。”他转头跟另一个人说。

交表格时，发单子的人问我2月14号那天能不能过来拿开庭通知书——那正是除夕前一天。他们见我沉默，就说：“不方便的话年后来也行，不会影响开庭时间的。”

先不说信用卡上的债务，如今又失了业，想了想，家还是不回了。

于是我告诉他们，我会来的。

3

2018年1月中旬，房租合同到期，我从住了一年的阳台隔间搬到了主卧。各个地方都在拆隔断，天通苑的房租也因此涨了不少，这次换房，我每月的房租支出一下多了900元——如果12月底我能预知到即将失业，打死也不会做出换房决定的。

可事到如今，也只能硬撑了。我囤了些食物，做好一个人“跨年”的准备。就在这时，我发现屋里突然没电了。

天通苑居委会“收电表”这事之前也经常发生，一年好几茬，无非是要给这些赚够了钱的二房东们放放血。不过年前收电表还是第一回，据说是居委会怕过年再生出事，索性把群租房的电表都拆走了。

我骑着自行车在物业和街道办事处之间来回跑了好几趟，最后被北风吹得透心凉，才终于认了命。没有饺子，我用苹果作为那几天的主食，白天在阳光下看书，晚上在月光下冥想，偶尔去附近的移动营业厅给手机充个电，确保通信畅通。

就这样，2月14号我拿到了仲裁委的受理通知书，开庭时间定在了4月27日。

春节结束后，一切渐渐回归了正轨。

二房东很快就把电表拿了回来，当小屋再度被照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赵总终于在中关村找到了一间办公室，准备重新开张；我则假装失踪，开始四处投简历、面试。

没过多久，赵总就知道我告了原公司，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很高兴，还想落井下石，居然问其他几个“被离职”的前同事们要不要也去告一下。

几天之后，遗嘱公司的执行副总王总在微信上联系我：“为什么要告公司，当初不是都说好散了吗？”

2018年元旦之后到公司解散前的那个月，赵总曾把墓地公司交给了王总来管理。在我的印象中，他30多岁的模样，留着平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有点书生气，待人有礼、处事圆滑，但夏姐和小辛却说他很奸诈。

我诚实地告诉了他缘由。他听后态度依然和善，先是把我称赞了一番，接着告诉我劳动仲裁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还是“希望事情能圆满解决”，所以愿意自己掏腰包，赔我1个月的工资，此事就算作罢。

我跟他客套说，这事怎么着都轮不着他来赔钱，而且甭管谁给，4个月的工资和1个月的工资差别还是挺大的。

看我不“上道”，他便话锋一转，说他就是学法律的，对付这种事情很有经验，也有应对措施。

他态度陡然转冷让我吃了一惊，但我还是客气地回答他：“您怎么应对我都赢。”

4

第二天，我正在做饭，劳动仲裁委的电话打来，说他们按照我留下的号码给公司打过去，但那边却不承认有这个墓地公司——如此一来，开庭通知就没法送达了。

我有些生气，质问道：“所以说，这样一来你们就没有办法了吗？”对方说不是，可以走公告，但是开庭时间会延期两个月。我说没问题，我下午就去填公告的单子。

放下电话，我还在忿忿不平，就收到了王总的微信，问我“考虑的怎么样了”。他时间掐得这样准，让我不得不怀疑他除了法律之外也许还有别的研究。我没有理他，继续切白菜。可越想越生气，菜没切完我就出门了，然后给夏姐打了个电话。

那时正好是中午休息的点儿，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跟夏姐和小辛说了一遍。

小辛递给我一份报纸，上面印着墓地公司之前登的广告。夏姐告诉我，墓地公司第一次在报纸上登广告的时候，盖的就是遗嘱公司的章，这或许可以证明两个公司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学什么法律，他就一初中毕业生，还真敢说啊！”夏姐不无嘲讽地说。

夏姐的话让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之后便径直去了劳动仲裁委，守门的大爷都记得我了，我告诉他我来填走公告的单子，他让我先给里面的人打电话。

很快，一个高个子女孩出来了，我把报纸递给她，并解释了一通，但她却说这并没什么用——就算两家公司有关系，我也只能向给我交社保的那家公司索赔。

“你们去过那家公司吗？我留了地址，不能实地送达吗？”我问她。

“去了，但没找到。不过就算找到了，对方不承认，我们也没有办法的。”她又说，“除非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现场跟他们对峙。”

一串手机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说了声抱歉，然后走到一旁接电话。我呆立在原地，脑袋嗡嗡作响，和公司的人对峙？我要怎么做，像个泼妇一样斥责他们？还是抓起椅子朝他们扔过去？夏姐她们会拦着我吗？想到可能会发生的情况，羞愧就充满了我的脑子。

“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等她接完电话回来，我还是逼着自己这么跟她说。

她愣了一下，接着说这事还是得问问领导的意思，叫我在这里等她一下。很快，她又出来了，说领导决定，“还是直接走公告吧”。

填完公告的单子，我回到家，瘫倒在床上，尽管心有不甘，但一想到不用跟谁对峙了，反而松了一口气。

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劳动仲裁委寄来的变更出庭通知书，开庭时间改到了6月19号。一起寄来的还有一份《工人日报》，细长的公告专栏位于报纸折缝间，上面刊登着各种案件，从开庭到最终裁决应有尽有，属于我的部分被贴心地用黑色波浪线标了出来。

5

年后我陆续接到面试邀请。3月中旬，我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再等下去，于是答应了一份在四惠的工作。后来回想起来这个决定简直愚蠢至极——从天通苑到四惠交通不便，每天上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太多，而老板又是个工作狂，每天带头加班。我在那只待了10天，就被劝退了，理由是“未经老板允许私自下班”。尽管这正合我意，但我还是受了不小的打击。

人事向我保证，这几天的工资都会打给我，我跟她要离职证明，心想万一他们不给钱，我总得带点什么东西去劳动监察大队，她推说财务不在，回头等他回来了再寄给我。

我拿到那10天的工资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听还在那的同事说，他们并非故意拖延，只是公司经营不善，老板拿不出钱，最后不得不变卖家产，我的工资比她的还早发了半个月。

后来，四惠的公司给我寄过一封信函，我理所应当地以为是离职证明，就没有打开。直到前些日子收拾房间，打算扔掉时，才发现里面是空的。想到工资已经发了，便也不再追究。

经过这次打击，找工作的时候我又将薪资要求放低了一截——只求稳定，不求多财。就这样，清明过后，我在天通苑不远的北苑路北找到了一份工作。

春去夏来，我的工作和心情都逐渐稳定下来。到了开庭那天，我准时到了劳动仲裁委，那里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我坐在楼梯旁边的矮柜上，等人来叫。想着公司的人在电话里都狡辩，开庭恐怕是更不会露面了。如果今天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那我该如何陈词呢？

这时，一个女孩走来跟我打招呼，说是遗嘱公司的财务，来处理我的案子的。她的笑容既疲惫又无奈：“何必要闹到这一步呢？”

我心中暗喜，觉得这是吉兆——至少他们也并不是全然没把我当回事儿。我也朝她笑笑：“这也不能怪我。”

片刻后，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出现在楼梯口，财务跟他打了个招呼，只消看一眼我便知道，他是律师——虽然长得虎背熊腰，却有着一张和事佬的脸。

我顿感势单力薄。就在这时，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孩招呼我们三人进去，态度和举止都有一种教科书般的严肃。她看了看手上的文件，抬头问律师我是否为他们公司的员工，律师答是，她又问：“签劳动合同了吗？”

律师有些犹豫：“没，没签吧。”

“那就是有这个事，”她环视我们三个一圈，问，“能和解吗？”

“能吧。”律师还是拿不准。

“可以。”我点点头。和解是再好不过的选择，毕竟我只想讨回工资。

女孩让财务和律师先出去，房间里只剩我俩，她让我告诉她一个“最低数”，又说即便赢了官司，也不一定能很快拿到钱，所以“能和解就尽量和解”。我意识到她是在替对方还价，便坚持之前想好的数字。她让我在里面等下，然后出去了。

我打量着这间屋子，它狭小得和北京城内遍地都是的廉价出租屋有一拼，但仍然被布置成了小法庭的模样，法官席、原告、被告、旁听席，一样不少。

很快，他们三人都进来了，女孩丢下一句“你们自己商量吧”，便关上门出去了。

财务和律师坚持只赔给我当初王总开出的数额——1个月工资。这令我惊讶不已——他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律师出去接了几个电话，回来后还是无奈地摇摇头。

调解失败，开庭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要温和许多，甚至连房间都没有换。

我的准备是多余的，根本不必陈词，只需要回答“是”和“不是”。仲裁员照着文书边诵读边提问，语速之快就好像我们无需听懂。财务坐在被告席，对法官的提问都如实回答。坐在门口的律师见形势不妙，举手申请发言，被仲裁员很有礼貌地驳回了。

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半小时左右，散场时，书记员告诉我判决书之后会邮寄给我。

走出那间小屋子，我们三个都如释重负。

6

一周后，我收到了判决书。

判决书上规定的赔偿期限是“自收到判决书的10日内”，就在收到判决书后的第十天，宇哥突然在微信上联系我，说程律师答应给我1万8，但是我要签个协议，“保证以后不会发表有损公司的言论”。

哦，原来他仍在那个公司工作。我这才想起来之前赵总说过，他跟“XX山（墓地）”的人认识——如果我当时就领悟到这话的意思，之前在找人问是否要一起起诉公司时，最不应该问的就是他。

虽然这个赔偿金额比我要求的要少4千，但我还是一口答应了宇哥。

我这样没出息，全都是因为信用卡上堆积的债务。新工作的工资不高，交完房租吃完饭之后手里已经不剩什么了，一家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每天都坚持给我打电话，另外一家银行则在打过几次电话后直接封了我的卡——我只想赶快结束这种负债的生活。

想着宇哥还算是个靠谱的人，我觉得拿到钱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可是我错了，那天之后，他就一直没再联系我。我焦急地等待着，只求他的消息能比信用卡账单先来。在账单翻滚的这半年中，我眼看着那个雪球越滚越大，总期盼着能有什么东西让它停下。

最终它没有停，而是又滚了一圈。

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是自收到判决书一个月之后，这一个月是留给公司上诉用的。料想他们是不会上诉了，我给仲裁委打了个电话，想要一份回执单——这是申请强制执行的材料之一。

接电话的是当初让我们自行调解的姑娘，她的语气十分不耐烦，说这件事已经跟他们已经没关系了，叫我不要再给他们打电话，去找档案科要回执单。

档案科电话接通，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他告诉我取回执单要预约，周二和周四才有人，跟我确认了案件信息后，说找到了回执单会打电话跟我约时间。

挂掉电话后，我有些不安——我忘了说“谢谢”和“再见”，不知道这是否会影响他们调档案的速度。还好，他下午就打来了电话，告诉我明天就可以去取。

周一那天，我拿着所有材料去了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到的时候只有上午9点多，大厅里排成方阵的一排排椅子上就已经坐满了人。

等待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漫长，本来只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又不得不给领导发信息，保证下午之前一定回去。

等我终于坐在那热乎的椅子上，对面的姑娘却告诉我申请强制执行的最后期限还没到，对方仍有机会上诉。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例子，她不希望我白跑一趟。我告诉她，他们不会上诉了。见我坚持，她没再说什么，要我出去把判决书复印一份——百密一疏，我早该想到的。劳动仲裁本身是不必花钱的，我的钱全花在了路上和打印店里。

就这样，我申请的强制执行当天立了案。

一个星期后，宇哥终于想起了我。我遗憾地告诉他太晚了，我已经拜托法院去解决这件事了。

他赶忙解释，说是程律师出差才耽误至今，让我去撤销强制执行，还说会亲自把钱送来。我略一思索，如果撤销强制执行，我不仅要出撤消费，还要请假再次踏入那个夭寿的地方，便拒绝了他。他埋怨我出尔反尔，听他这样一说，我立刻删了他的微信，好让他摆脱这种烦恼。

没过多一会儿，财务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她不停地道歉，说都是自己办事不力。我不为所动，她又开始哭哭啼啼，吓得我赶紧挂了电话。

几天后，我在审判信息网上看到我的案子已经分配好了法官，天真地放下心来，殊不知那只是另一段等待的开始。

后来，公司最后一次诚恳地联系了我，说愿意照价赔偿，但要减去一个月社保的钱——春节前的集体辞退后，公司仍然为我们每人缴纳了2月份的社保——当然，前提仍然是我得先去撤诉。

我想了想，和从他们手中接过钱比起来，还是从法院那里拿钱比较体面，便不再理会他们。

7

过了将近两个月后，9月25号，我终于盼来了执行法官的电话，约我第二天去谈话。

房间依然很小，文书不在，穿着便服的法官弓着身子坐在一把高背椅上。我挑了左边的位置坐下后，他简单梳理了一下我的案子，然后告诉我说：“你这个公司找不着人，按你留下的电话打过去后，那边说没有这公司。”

我又一次被震惊了，没想到这群人居然为了区区两万多块钱连法院都不放在眼里。我问法官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执行，他说好执行你就不用来这儿了。接着又告诉我，他们会申请调查公司名下财产，如果发现有钱就可以直接划款。

我问大概需要多久，他说那就不知道了。

好在，这次事情终究比我想象中的容易。

当天下午，财务就给我打了电话，问我为什么没去撤诉。我告诉她，我担心撤完诉他们不给钱。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约我第二天再去法院，“我带着现金”。

就这样，很快我又坐在了那个小房间里。这次法官穿了制服，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场小小的审判。大多时候我都像个旁听者，法官显然对这些欠债不还的老赖怨念颇深，对财务的态度很差，当他问我是否接受扣掉一个月社保的赔款时，我默默点了点头。

就像终于走到了故事的结局，虽然有些失落，但一想到即将到手的赔款，狂喜便汹涌而至。法官起立，我立即凑上前，那一刻钱似乎已经从他手中递到了我手中，我想我会迅速把它们塞进包里，像个中彩票的人一样，怀着被害妄想偷偷摸摸乘地铁回到公司，继续上班。

但法庭不是剧场，大团圆结局还须经过法律审批：“‘十一’之后会打电话通知你来领执行款。记得带上判决书、身份证和银行卡的复印件。”

钱在法院躺了半个月后，我接到了法院的电话，告诉我执行款已到位。

第二天，我早早到了法院，书记员把我领到2楼大厅，让我在一个房间外的座位上等一会儿。

我马上开始查附近的银行，心想趁这个时间银行里的办事人不多，等下拿到了支票便火速赶过去。

我想象着自己整理好呼吸后，拿着号码纸，然后平静地对玻璃对面的柜员说：“请帮我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全部打到卡里。”

柜员应该会对着电脑搜索我的信息，然后礼貌地问我：“信用卡需要先还一下吗？”

“当然，”我略一迟疑，然后问她，“还完钱之后信用卡就会自动解冻吗？”

……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书记员出来说抱歉让我久等了，然后便领着我四处拿单子签字，最后进到堆满了文件的财务室，被电脑后面的男人告知——钱款会在5个工作日到账。

我没见过更能折腾人的事情了，甚至有点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当初不肯听财务的话去撤诉呢？

揣着绝望又无奈的心情，3天之后，“叮”的一声，我终于收到了银行的入账短信通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