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晚年凄凉,辜鸿铭晚年凄惨

辜鸿铭│辛亥年

◎记忆地标：天后宫／总督学校／太清宫

在表面上，辛亥年的青岛没有一丁点革命气氛。清宣统三年、辛亥年和1911年，这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纪年方式，揭示出了一种帝国晚年的脆弱时间逻辑。只是在钟声还没有敲响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觉得异常。

并且，青岛似乎有理由保持正常，因为几乎所有的征象都在指往一个方向：这个城市正在不可阻挡地成长为德国的海外模范殖民地。 根据截至1910年底的人口统计，青岛德国租借地范围内有中国住民34180人。而以德国人为主体的外籍移民，大致保持在1800人上下。

在这一年的夏天，青岛的海水浴场持续了以往的旅游热潮，咖啡、啤酒、赛马、帆船、射猎、登山这些有钱人的闲暇光景，充满1911年前10个月的城市现场。尽管中国住民占了绝大多数，但到今天还保留在历史记录中的人口，已经不超过100个，我们不清楚个个腰缠万贯的诸如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胡存约、李德顺、刘子山们，在这个特别年份的所作所为。作为中国人和德国租借地的居民这两种并不统一的身份，使得这些地方领袖必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里。尽管在这个年度结束前，他们尚不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作为地方士绅的代表，胡存约写作的《海云堂随笔》，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乡村青岛。这个青岛，在1911年时已经渐行渐远。

辛亥年的青岛没有一丁点革命气氛

和这些与时俱进的城里人比较，有一个乡村知识者却不肯轻易牺牲旧名声，他在他还不曾预感到的一场革命暴风雨到来前，通过一种自毁方式，捍卫了以大清国为国家标志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尊严。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节后，这位谨守道义的即墨生员宫仲栶，在家乡南屋石村选择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表达对所居村庄被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抗议。这个默默无闻的老派知识分子离去的日子，距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刚好6周年。对宫仲栶和许多士子来说，这是个祭日。自缢身死前，宫仲栶留下“死者人之常事，但落个清白可耳”的遗言。宫仲栶死后7年，革命来了。

1911年，透过德国人管制下青岛的平静外表，大清国的消亡预兆，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但寻找踪迹的工作，却并非易事。

1911年2月17日，已经出版十多年的《青岛官报》，改称《胶澳官报》。1900年7月7日由德国总督府创办的《青岛官报》，一直作着官样文章，主旋律文稿多用德文，涉及华人的布告、通知、告白之类，则用德文和中文对照刊出，每星期六出版一号，每期8开，4到8页，间或增至12页。今天，人们偶尔在图书馆发现几张滋润过几滴污渍的报纸，研究者往往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得悉些殖民地真相，岂不知那个年代也有报喜不报忧的坏习惯，结果就不免失望。对长江流域前途不明朗的革命风暴的描述，大致同理，比如现在想通过这些报纸看清楚辛亥年的政治局势，就不那么容易。德国总督府关心租借地的既定秩序，以及这些秩序的运转状态，官报自然循规蹈矩。

从2月开始，一个叫爱因哈特·舒曼的德国年轻人，开始担任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他的同事中有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如《数学杂志》创始人康拉德·克诺谱、量子物理学家卡尔艾利希、植物学家威廉·瓦格纳等。青岛德华高等学堂为大清国与德国联合创办，管理规则由大清学部颁布，开办经费为64万马克，其中德国政府支出60万马克，其余由大清国协筹，常年经费之大半亦由德国支付。学校1909年10月5日正式开学，德国地质学家及海军部官员格奥尔格·凯泊出任校长。学校设在火车站西南，1910年至1912年陆续建设的校园一直延展至海边。在所有建筑竣工之前，学校借用前野战炮兵部队兵营上课。当舒曼获得教职时，庞大的校园建设计划依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

德华高等学堂

爱因哈特·舒曼出生于1883年，26岁时申请获得赴青岛的教师职位，1909年9月10日从德国出发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辗转14天来到青岛。舒曼先是在皇家总督学校（今江苏路实验小学）任教，授课同时兼任总督教堂管风琴师。舒曼参与了在总督学校附近的总督教堂管风琴的安装调试。1910年10月23日总督教堂开放时，舒曼曾写颂歌在教堂弹唱。在青岛5年中，舒曼用一架木盒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一直给在德国的父母邮寄各种青岛明信片和照片，其中一张拍摄青岛高等学堂课堂情形的照片，显示舒曼和二三十位穿长衫的中国学生在上写生课，对着花瓶和烛台练习素描。舒曼在这张寄给父母的照片上写道：“我任教的班级学生在上写生课。那位正在画花瓶模型的学生颇有才华。在教室的墙上，挂的都是学生的优秀作品。”

这一年的夏季学期结束时，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32名学生首次进行了毕业考试，有20名学生通过。其中18名学生进入高级部，大部分进入工程学科，另有一人到德国学医。与此同时，学校高级部还新开设了医学系。

夏天，一个叫周学熙的官家子弟从市区到了崂山太清宫，每日焚香顶礼检阅《道藏》，三个月后返回青岛。太清宫的《道藏》，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刻本，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月初三由万历皇帝敕谕赐给崂山太清宫。《太清宫志》中载有万历皇帝颁赐《道藏》“敕文”和“敕谕碑文记”。《道藏》藏于太清宫三清殿正殿神像两侧6个木柜抽屉内，按经卷册数目录存放，共计4787卷，4486册。而这个检阅《道藏》的年轻人，除了出身豪门，经历也不平凡。

安徽建德人周学熙，字缉之，又字止庵，是前山东巡抚周馥的儿子。其为清代光绪年间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筹办直隶银圆局，次年创办工艺局，督办官银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天津道道台，次年任长芦盐运使。辛亥事发后出任财务总长，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开办有华新纱厂等企业，为民国初期北方实业界代表。周学熙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可奇妙的是，不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周学熙似乎都是顺风顺水。而更有趣的是，在以1911年为标志的中国，如周学熙一般从容转身的人物，却又一捉一大把，根本不难寻觅。

在周学熙崂山修身养性的同时，租借地青岛的新式教育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截至7月1日，总督府学校在校学生增长到162人。学校设置一个三年级的学前班和一个六年级的实科中学。对这些变化，具有官方背景的一张德国报纸认为：“在教育事业的形成过程中，海军管理部门始终给予特别关照，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了令人满意的进展。”早在1901年秋天，总督府学校的校舍就已经建成，包括4间面积60平方米的教室、教师用房间和教堂。

1907年迫于生源的剧增，在近海处又增建了一座教学楼，并增设礼堂、理化实验室、劳作室、绘画室等。课程有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宗教、绘画、唱歌等。学生来自青岛、香港、上海、北京、黑龙江和神户等地，以德国学生为主，也有少数英、美、俄国学生。对远途学生，学校提供专门宿舍。很快，这些孩子就成了一个崩溃的东方帝国的最年少的见证者，这些在租借地道听途说的混乱故事，让他们后来对中国的革命面目，一直迷惑不解。

7月里，一些中国学校的德国教师在青岛进行了一次聚会。这些喝着咖啡的男男女女，举行了有关德国在中国教学活动的目标、目的和有关适用教具、教材的座谈。会议结束时，他们决定1912年再次在青岛聚会。后来在1912年4月19日出版的《远东劳埃德报》，曾愉快地报告说，这些德国教师的聚会，“表明了青岛开始成为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中心”。显然，德国人对这个“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顾念，大于他们对中国革命与否的关心，仿佛这些是租借地外面的遥远事情一般。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中国的辛亥年，1911年深秋的武装起义，的确与青岛无关。

9月26日，一本收录了各种租借地管理章程的《青岛全书》用德文出版。全书分上下卷，涉及了参议督署德华董事章程；治理青岛、鲍岛、东镇、西镇章程总则；华人民事诉讼择要；保卫地方治安；卫生章程；保护林木章程；取缔烟土吗啡章程；取缔商工各业章程；盖户自来水接紧要章程；正用钱币衡量章程；中华商会章程；船舶码头并码头各栈户章程；保卫滋生禽兽并打猎章程；海关各项章程；买卖田地章程；消事章程；征收课税章程等等。下卷有青岛发展史、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组织法、地基方面并界内人数、商务兴盛一览表等。

9月，英文《泰晤士报》开始在本地发行。这是青岛最早的英文报纸。之前青岛已有《德国亚细亚报》《青岛官报》和《青岛德文报》等德文报纸发行。英文《泰晤士报》的出现，似乎传递出了本地新闻传播业的某种开放信息。而这种迟到的自由表达姿态，试图表明的是租借地统治的稳定景象。这个局面，是柏林方面喜闻乐见的。

青岛租借地的稳定，是柏林喜闻乐见的

到了秋天，青岛德华高等学堂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12名。学校在本学期开始时设立了第二个工程系、第二个法律社会系和第二个农林科学系。因此学校的高级部已包括两个工程系、两个法律社会系、两个农林系和一个医学系，总共74名学生。有28名学生学习工程自然科学专业，有20人学习法律社会科学专业，有10人在农林专业，有16名学生学医。初级部学生的平均年龄约为23岁。初级部5年的教程，学习课程有德语、历史、地理、绘画、体操、游泳，在高年级还有逻辑课。用中文教学的有：文字和语法、句子结构、古典著作、哲学、历史、地理、文学、标准汉语。

除了中文专业外，教学语言使用德语，辅以中文。高级部包括工程系4年、法律社会科学系3年、农林系2年（暂时施行，计划3年）、医学系4年。各系均教授德语、汉语、科学、卫生保健和体操。法律系有英语课，医学系则用拉丁语授课。这些学生中间，相当多的家庭都具有雄厚的政治和财富背景。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中国孩子的父辈，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德国人的大学，在中国代表的是怎样的上升势头。何况这个新式学校，已经获得了大清国最高层的首肯，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风险。

10月，青岛俱乐部在前海完成施工。当本地的达官贵人开始谈论一个新去处的时候，辛亥年的标志性事件在武昌出现了。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

1911年10月10日当天，没人知道就武昌这么些人，稀里哗啦，革命居然成了。20天后，吴宓日记大略记录了大清国首都的惊慌失措：“今日北京情状略如常日，闻初五、六两日备极恐慌，今日似又稍清。然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城中各校学生业已尽退，几乎全空，而仍上课维持如故。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余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由津至沪轮船之拥挤称是，船价确已涨至二十五元。而天津旅客客栈等处，住客已满不能容。

北京亦然，租价日增。而北京市面恐慌尤达极点，汇兑亦几不通，诸人皆告窘乏。余始欲向王世叔商量借钱三四十元，以为危急时逃亡上海之预计，继思如此窘乏，决不能得钱，乃止。”吴宓的这则日记写在辛亥九月初八日，第二天，也就是10月30日，刚刚被资政院要求“明正典刑”的邮传部部长盛宣怀，由天津乘德国“提督号”商轮，经大连转往青岛躲避。

盛宣怀离开天津的时候恰好是重阳节，在这个本应家族倾室而出的踏秋日，盛宣怀已经顾不上登高“避灾”了。他站在这艘德国轮船上，躲避的是一个正在崩溃的时代。这一天，另外有许多人的命运也和这位大清国邮传部部长类似。茫茫大海，令盛宣怀对前路迷茫。这个时候，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所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便不免令人感慨系之。是日晚，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昆明发动起义，次日毙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俘总督李经羲。

很快，上海的庇护也失去了。11月3日一整天，张士珩顽强抵抗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武装对江南制造局围攻的行动，成了这个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对朝廷的最后忠诚。下午，作为制造局总办的张士珩，曾经扣押了前来劝降的起义领袖陈其美，并成功控制了局面。但是，是日夜，被发动起来的沪军营、巡警、商团等武装开始三面围攻制造局，翌日凌晨，起义军从防御薄弱的后墙翻入，举火焚厂，致使清廷在上海的最后堡垒终于被攻破。悲愤之中，张士珩偕襄办乘小火轮出逃，就此开始了7年的亡命生涯。

张士珩从上海逃往青岛时的狼狈和愤怒情形，被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描述为是“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幕。卫礼贤当时正在工作，张士珩突然“怒气冲冲”地出现了，情绪显得很激动。“看到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的样子”，卫礼贤“非常惊异”。张告诉卫礼贤说，在制造局被攻破后，他和他的秘书历经千辛万苦才从起事的士兵手中逃出来，赶到了青岛。

武昌起义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大清国的卫道士辜鸿铭被驱赶到了青岛。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里，大致讲了故事的来龙去脉。蔡元培说，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

辜鸿铭的“暂时避居青岛”，恰恰是因为发生了被南洋公学学生诘责事件。热情和权威的对抗，促成了辜的辞职。这个时候，青岛正开始敞开大门，接纳着一大批慌慌张张逃亡的前清遗老和北洋旧臣，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员、寓公、隐士、道长、风水先生等等，辜不乏朋友和对手。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中曾这样描述，辜经常来做些或短或长的停留。他总是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各种怪念头，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同时他会对中国文化进行纵览，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内涵，富于想象地描绘古时精神活动的画面。他会在中国和欧洲的人及其时代之间做表面的对比。传教士说，坏脾气上来时，他对所有的事情不满。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出缺点来。因此，他伤害了许多人。

前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生沈来秋回忆说，1910年他在高等学堂就读时，奥国教授赫善心博士就一直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年沈来秋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普通民众，出乎他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 1

辜鸿铭始终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并且他坚持认为这些“人民之声”和青岛的出现有必然联系。在林语堂看来，这些议论在他1901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觉醒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林语堂相信，在辜鸿铭的《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和《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里面，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

卫礼贤在青岛记录了辛亥年混乱的中国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慌乱，并在耶纳出版了批判文集《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同时还在报刊上发表大量中国问题研究文章，如《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中国动乱的原因》。这个时候，辜鸿铭和那些逃亡到青岛的大清国卫道士在卫礼贤的笔下，用各种匍匐在德国租借地上的极端形状，相互证明着一种矛盾的末路信息。他们不知道，失去了惯常的帝国控制的国家，该走向哪里。

在辜鸿铭发出尖锐诅咒的时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秘密进入青岛，试图借租借地的屏障，组织武装力量。这些年轻人表情沉着，意志坚定，频繁地在华人集中区的街道出入，以图获得更大更直接的资本支持，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在到处闪烁着温暖灯火的殖民地，他们孤单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黑暗的房屋外面，徒劳无益的努力大多没有换回同情，建立完整秘密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终于沦为有始无终的泡影。辛亥年后来被戏剧化了的波澜壮阔，很容易让今天的人们将这些细节磨损掉，仿佛没有发生，但是这却是1911年青岛的真实。当寒风一阵阵刮过城市的时候，革命遭遇革命利益同盟者的蔑视、冷漠，其实比面对革命反对者的血腥抵抗，更叫人绝望。

如果说1911年的青岛曾经有过光明召唤，这些影影绰绰的人像其实才是真正的共和先声，尽管他们和他们发出的声音，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个日益寒冷的冬天，进入记录的共和先驱者寥寥无几，刘冠三、王麟阁、班麟书、邓天乙、丁惟汾、陈干、吕子人、赵魏、邓天乙、赵文庆、秦明堂、王长庆、贾振琨这些名字，仿佛是些没有血肉的符号，一直埋藏在城市记忆的最隐秘处，等待发掘。

实质上，对这个简陋名单上的一些年轻人，比如赵魏、贾振琨们，辛亥年的青岛已经是最后的人生记忆了。离开青岛数天之后，他们一一赴死，用生命祭奠了热望的共和国。1912年1月15日，刚刚在青岛被推举为光复青州总司令的赵魏乘火车西行，预备宣布青州独立。18日下午，这个27岁的寿光知识青年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青州夏庄小庙以东被跟踪的青州满营密探瑞增射杀头部，当场倒地身亡。 从青岛到达青州前，赵魏在潍县和久别的父亲见了一面，之后父子便天各一方了。没有人知道，瑞增掏出手枪在赵魏背后开枪射击的时候，是怎样一副表情。这个忠心耿耿的大清国士兵和年轻的青州革命领袖赵魏，一同放大了宪政道路上的腥风血雨。赵魏遇刺后，先前从青岛到青州秘密进行准备的王长庆被推举为光复青州总司令，同时撤出青州。

与此同时，自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贾振琨也正从青岛赶往青州参加起义。当到达青州火车站时，赵魏遇害已成事实，青州独立计划败露。无奈贾转而取道诸城，2月3日随革命军一举占领诸城县城。不料2月10日大量清兵猝至，诸城顷刻陷落，贾振琨等80余人被俘，第二天在诸城北门外被杀。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租借地青岛的眼皮底下，而青岛就如同一个冷酷的看客，在自家阳台上喝着刚刚煮沸的咖啡，对一幕幕革命和围剿革命的激烈行动熟视无睹，仿佛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青岛的平静和不动声色，令人窒息。当然，这是后来人们对德国租借地的习惯性判断。事实是，在中国南北共和革命（就是卫礼贤所谓的中国动乱）烽火四起的时候，青岛的两个教会学校开学了。11月，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在阳信路2号开办明德学堂，招收40名信徒子弟入学。12月，通过私人捐助募集资金建设的新教总传教会青岛德华女校落成。这个非宗教性学校遵循的目的，是让中国女孩接受欧式教育。

与此同时，来自一个邻邦的关注也意味深长。不幸的是，这种关注不久就会以一种战争的方式，显现出其背后的贪婪和残酷。在这个秘而不宣的准备期，这个东洋帝国除了不遗余力地进行关于青岛的各种资料的搜集外，也把目标放在了一些大人物身上，比如盛宣怀和另外一些逃亡的大清国政治家。10月30日乘德国商轮经大连到青岛的盛宣怀，最终听从了日本人的劝告，12月14日离开青岛前往大连，12月31日转移到日本内地。盛宣怀似乎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也会脱离困厄。根据1911年末的统计，本年度在青岛的日本人为312人。4年后，当日本帝国取代德意志帝国成为青岛的新统治者的时候，这个数字一下子就被扩大了几十倍的移民数据替代了。

在危险出现之前，一切似乎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前面提过的《青岛全书》，1912年6月出版了中译本。而似乎蒸蒸日上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在1914年停止运转。战争爆发之前，教师舒曼离开青岛，途经香港时被英国当局押送澳大利亚，5年后回到德国。在战俘营里，舒曼办过语言学校，给战俘教授中文和其他知识。回德国后舒曼出任中学校长，并营救过一位犹太学生。

作为张士珩的朋友，卫礼贤认为李鸿章的这个外甥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他“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卫礼贤觉得由张来担任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更令卫礼贤惊奇的是，张士珩居然可以把制造局经营得很好。在传教士的眼里，张士珩是一个意志坚定并沉默寡言的人，有时候一个晚上，都难得听他说几句话。卫礼贤相信，在青岛，张士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道家式的冥想。遁居青岛的张士珩在今曲阜路拥宅问道，院内竹林繁茂，由南京故居迁入的一块由俞樾题写的“竹居读书处”的碑刻，曾长时间放置在园中。

张士珩逝世后，张宅改建为瀛洲大旅社，但院内竹园依然保留，碑刻也一直存放在假山上。张士珩在青岛时，张宅与曲阜路8号徐世昌住处是对门的。在这条普通的德国街道上，两个政治方向不尽相同的朝廷旧臣，过着相似的隐居生活。1915年3月21日，袁世凯任命张士珩为造币总厂监督。数月后张因病去职。61岁时，这个曾唱吟“欲问幽栖处，云封不可寻”的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病逝。

1911年结束的钟声响了。冥冥之中，仿佛1911年并不愿意悄然无声地沉入历史，而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12月30日，一封挂号信从银装素裹的青岛寄往瑞士，信封上混贴着两枚蟠龙与三枚德国胶州客邮票，正面盖有手填挂号印及德国挂号标签，注明为由青岛挂号第023号。这大概是1911年从青岛发出的最后一声问候了，可惜我们不知道里面说了些什么。在冬雪覆盖下的青岛，仿佛一个世外桃源，美轮美奂，却鸦雀无声。

这是一个容纳了不同种族、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信仰、不同经历和经验的城市，在这个城市，荒诞、荒谬、荒唐和阴谋、预谋、计谋和平共处，统统不显山不露水，只等待着外面的金戈铁马，仰天长啸。实质上，要真正弄清楚1911年青岛的形形色色，近乎不可能，因为不论是租借地方面还是溃败之中的清政府、政治流亡者、官僚资本家，抑或是革命党、武器走私者、帮会、社团、留学生、地方士绅，都不希望将自己的真实大白于天下。于是，青岛1911年结束时刻的鹅毛大雪，恰好就迎合了所有人的心意，唯独留下一个一个的谜团，让后人猜度。

2007年6月26日，当这个1911年岁末从青岛寄往瑞士的信封出现在上海泓盛春拍会上时，人们试图通过实物凭证窥视辛亥年真相的欲望，再度被勾起来。透过微微泛黄的皮面，百年前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人们探究内里究竟的冲动，突然强烈。

1911年过去27天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寒冬腊月时分，革命党人在即墨武装起事，而后很快被剿灭。青岛租借地的德国人，成了熄灭这些火焰的帮凶。1912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流尽了最后的鲜血。宋教仁死后，参与暗杀活动的洪氏潜入青岛隐居，租借地殖民当局依然置身事外，仿佛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样。

注解：

1见钟兆云著《解读一代狂儒怪杰辜鸿铭》。

2山东省民政厅编《齐鲁之光——山东省中华著名烈士事迹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