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第二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体系特色馆藏征集活动”发布以来,我们陆续收到了多家院属单位图书馆推荐的特色馆藏。每一本馆藏都代表了专业领域的特色,承载了科学事业先行者们的心血,见证了一段中科院人书写的中科院历史。在此基础上组织的全院特藏系列征文,以历史为主线,展科学发展历程,聚我院科研风采,为您讲述馆藏背后的科学家精神和感人故事。
图1 上海药物所馆藏部分药典展示(图片来源于上海药物所信息中心)
药典是国家颁布的记载药品质量控制标准的法典,是国家监督管理药品质量的法定技术标准,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药典对于药物的研发、利用具有毋庸置疑的指导作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创新药物研发机构,自建所以来就注重各国药典的收藏及利用,除了馆藏历年各版本中国药典,还收藏大量美国、英国、日本等多国药典。本文仅对其中一部《中华药典》做简要介绍。
1930年第一版《中华药典》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管理药物品质的国家法典,也是史上第一部同时包含中药及西药质量标准的法典。其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用“药典”来称呼国家对药品所定的法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雏形。经文献调研发现,上海药物所馆藏的1944年第四版《中华药典》实为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第一版《中华药典》的再次印刷版。
1. 《中华药典》是怎么诞生的?
辛亥革命后,西方大量向中国倾销药品,伪劣药品充斥市场,从而造成了当时人民就医用药混乱、药品监管困难等问题。而1920年之前,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编纂了国家药典,中国尚缺乏与本国国情和近代药学发展进程相适应的药物使用标准。为顺应需求,1928年,浙江民政厅长朱家骅提出“速宜编定药制案”,经当时卫生部批准,《中华药典》的编纂工作于1929年1月正式开始。
首版《中华药典》主要以1926年版美国药典为蓝本,集英国药典、德国药典、日本药局方和其它文献所长而编纂的。全书经8个月完成初稿,经审查、校正、审议通过后,于1930年5月发文颁布。该药典正文763页,共收载药物708种,其中无机药品120种,有机药品197种,生药101种,生物学制品5种,制剂285种。在101种生药中,仅传统中药(“旧药”)60种。附录收载有试药试液、规定液、一般试验方法等,另有序言、凡例、附表和索引、刊误表。
为什么定名为“药典”呢?最初翻译国外药典时曾使用过“西药谱”“药制”等提法,中国历代的药学经典著作有“本草”或“局方”称呼,日本则采用“药局方”名称,但药典编撰者之一的孟目的先生认为,药品标准是国家对药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制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技术规定,是国家对药品所订的法典,取名“药典”可以增加其重要性,所以1929年他力主定名“药典”。“药典”的名称沿用至今,成为我国国家药品标准的通称。
1930年《中华药典》的编纂者云集了当时著名的留洋学者,总编纂是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的刘瑞恒,其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是我国首批哈佛大学留学生,获医学博士学位,中国创伤医学奠基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编纂工作主要由严智钟、孟目的、於达望、薛宜琪和陈璞五人完成。於达望,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药学,是我国药学界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第一号药师,制药化学家。孟目的,1918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25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是英国皇家药科学会第一个中国会员,被誉为中国药学事业的开拓者,其不仅参与《中华药典》第一版的编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53年版和1963年版的编纂负责人之一。
2. 《中华药典》的意义及局限
1930年版《中华药典》自问世后,在推动医药标准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山东省曾于1932年训令本省药商的制造、买卖或贮藏行为需符合药典的规定,各医院药房药师则务须购备《中华药典》已资参考和遵守。
但由于时间仓促,兼当时政府重视程度不足,且完全参照国外西药制定,也招致不少批评的声音出现。如在初稿完成之后并未涉及中医中药,后经历史上著名的“中医抗争运动”,迫于舆论压力,在药典发布前,匆匆增加了60味中药。随着社会上要求修订《中华药典》和药品质量标准、增补地道中药材的呼声和提案,孟目的等专家完成了第二版《中华药典》的初稿,但因时局动荡。未能在1949年以前得到审阅和出版。
时至今日,虽然网络上仍有文章对1930年版的《中华药典》进行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部基于西方医学药典体系的法典,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并承认了中药是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药物,在推动我国医药标准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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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获取】
《中华药典》院内收藏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馆藏信息: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四层中文自科图书区,索书号Y/63.30742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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