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钓

卫鸦

一

酒会将要结束，他喝醉了，以为我是服务生。你过来，他说。他招了下手，绕过自助餐区，摇晃着向门口走去。我愣了愣，站着没动。我不认识他。这是某个游艇俱乐部组织的鸡尾酒会，来的都是资深会员，一年一度，地点在大鹏半岛的一家酒店里，场内灯光很暗，男男女女笼罩在一种迷离的氛围中，面目模糊。在场之人，除了老谢，我一个都不认识。老谢是我哥们，当然，那是以前，现在他是我老板。破产那年，我连工厂带人，一起卖给了他，从此成为他的跟班。

那人你认识？我问老谢。老谢没回我。他正在跟人聊个项目，说打算从德国引进设备和技术，生产一种神奇的防晒乳胶漆，绝对的高科技产品，涂在楼顶上，冬暖夏凉。听他说话的是个女人，年龄不大。顺着老谢的目光，我看了眼，视线撞在一个漂亮的胸部上，昏暗的灯光里，有种呼之欲出的坚实和饱满。我立马明白，这才是老谢的兴趣所在，项目纯属胡说八道。相识十几年，我了解他，除了物业和手机配件，聊到任何项目，他都像个骗子。可这并不妨碍女人成为他的听众，她摆出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听得津津有味。有什么办法呢？生活本就扑朔迷离，充斥着假象和谎言，且往往比真相更吸引人。就比如说这次的酒会。名为酒会，其实真正为品酒而来的人屈指可数，参加者各有各的目的，大多与酒无关。酒也是种假象，只不过是他们达成某些目的的媒介和幌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向我打招呼的这个男人，就把自己喝醉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也是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

他到了门口，再往前，是通往大厅的过道，一盏水晶吊灯悬在天花板上，在那里，光线陡然明亮起来。他停在光亮里，像条壁虎，两手张开撑在墙上，形成稳固的三角结构，让自己不至于滑倒。见我没动，又招了下手。你过来，他说。他的脸被灯光照出清晰的线条，刀刻一般，很有立体感。

我还是没动。我必须陪在老谢身边，寸步不离。这是职责。一个落魄之人，如果连职责都不能恪守，那就真的一无是处了。老谢不发话，我不会随意走动。可是他一直看着我，在酒精的麻醉下，目光有些涣散，十米开外，也能让人感觉到一种虚弱和不安，就像个迷失的孩子，需要帮助。于是我又问老谢，那人你认识吗？

哪个？老谢回话了。我指了指门口，那边。趁我们说话的间隙，女人端着酒杯，转到另一堆男人当中去了。看得出来，对那个子虚乌有的项目，她已经厌倦。老谢这才转过头来，用眼角的余光，漫不经心地往门口瞄了一眼。认出那人后，瞬间就换了一副认真的表情。他说，是美律左总，你赶紧过去扶一把。

我立马有了压力。能让老谢重视的人，分量不轻。可他是个醉鬼。对醉鬼我有些畏惧。老谢站在我面前，就是块巨大的阴影。他很容易喝多，常常是刚离开酒桌，就趴倒在街边，我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将他挪到车里去，只好就让他躺在地上，等睡醒了再拉回家去，我得站在旁边，一守就是一晚。这算好的，要命的是喝到半醉，情绪一激动就控制不住，酒楼和KTV里的东西，说砸就砸了。隔段时间，我就得坐上警车，陪他去某个派出所转一圈，弄得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个犯人。因此，对醉酒之人，我向来敬而远之。在我看来，一个喝醉酒的男人，跟神经病是没什么分别的。但是老谢已经发话了，我就得过去。我别无选择。对我来说，这是麻烦，对老谢来说，也许就是个机会。老谢是个商人，商人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能把自己变成一只蜘蛛，在茫茫人海中，不停吐丝，遇到可利用之人，就缠上去。美律我是知道的，在手机配件这一行里，算是不错的企业，老板叫左岸，我多少有些耳闻。

我离开老谢，走到门口。灯光太亮，有些刺眼，我脑子里晃了一下，他在视线里变成一个模糊的剪影。说实话，我很讨厌突然而至的强光，但是从会场出来，感觉还是舒服多了，因为我更讨厌那种难以描述的气味——酒精、香水、荷尔蒙、汗液，以及各类食物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就像致幻剂，让人亢奋，也让人迷乱。要不是老谢，这样的场合打死我也不会来。我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强光，他在我视线里又变得清晰起来，我问他，有事吗？他说，扶我一下，去洗手间。

不出所料，他果然是把我当成了服务生，语气里有股理所当然的味道。这不奇怪，相由心生，有些人再怎么装扮，也遮蔽不掉身上那股劳苦大众的气息。比如说我，跟老谢的时间长了，鞍前马后，见谁都是一副谦卑有加的样子，落魄和潦倒就像某种标记，根深蒂固地刻在我身上。

走吧，我说。他点点头，手从墙上滑下来，顺势揽住我的脖子，脚底一软，半边身子斜过来压到我身上。他很沉，满嘴酒气，就像台鼓风机一样，源源不断地朝我释放着。我把脸侧向一边，避开酒气，使了好大劲才将他扶稳。他说，麻烦你了。我说，不客气。我架着他，穿过过道，再拐进一条走廊，往卫生间里走。其间有好几次，他停下来，低下头去想吐，又忍住了。这让我对他的印象好了些。同样是喝醉，他跟老谢的状态截然不同，老谢容易失控，而他是那种喝醉之后，也能控制自己不失态的男人。

到了卫生间，他把手从我脖子上松开，扑到盥洗台前，呕吐起来，每次都能準确地吐到盆内，然后打开水龙头，将秽物冲洗干净。反复几次之后，他止住了呕吐，把脸埋在盆里，捧起水来往脸上拍打，就仿佛想把脑子里的醉意拍散似的。这样拍上一阵子之后，他抬起头来，望着镜子，一脸茫然，就仿佛一位失忆之人，在努力辨认那张湿漉漉的脸到底是不是自己。

我赶紧从旁边的取纸器里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他接在手里，擦干脸上的水珠。谢谢，他说。他面容狼狈，却仍不失礼貌。我对他的印象又好了一些。我见过很多衣冠楚楚的人，平时道貌岸然，喝点酒后，就会变成混蛋。他不属于此类。吐过之后，他舒服多了，脸色也好看了不少。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手包来，打开拉链，里面露出一沓花花绿绿的纸钞，人民币、欧元、美元，各有一些。他抽出两张，递到我面前，两百块，红艳艳的，有些扎眼。我摆摆手拒绝。他以为我嫌少，又掏出几张来，加在一起。这下子，更加扎眼了。电子支付普遍后，很少再见到纸钞，我确实有点心动。可是，一个落魄的人，往往会有种奇怪的自尊——对我来说，钱当然是诱惑，但也是伤害。我再一次拒绝。我说，我不是服务生，您没事吧？他看了看我，说，没事。他把用过的纸巾捡起来，握成一团，放进垃圾桶里。我说，没事我就回去了，您在这里醒醒酒。他没说话，把钱收进手包里。我转身离开。拐进走廊，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站在盥洗台边，望着我，似乎是在为自己的误判而感到歉意。

回到酒会上，老谢还在聊天。那女人又回来了，话题转向了养生，那个高科技项目已经淘汰出局。当然，在老谢身上，有比项目更让人感兴趣的地方。老谢本就是个让人捉摸不定的家伙。两年前，他豪掷两百多万，从意大利买了艘游艇回来，让我考了驾照，这样他就可以享受海上生活了。可是买来之后，他只出过一次海，围着小梅沙，在近海转了半圈，吐得稀里哗啦。这时我才知道，他天生惧水，见到游泳池都会胆怯，更何况是苍茫大海？后来那艘游艇就停在泊场里，再没动过，每年光泊位费和维护费，就得支付三十多万。人有了钱就会变得奇怪。对老谢来说，消费只是行为，无需经过大脑，他买艘游艇，也许就只是为了参加这样的酒会。

见我回来，老谢问我，左总呢？我告诉他，在洗手间里。老谢说，你怎么能把他放在洗手间呢？赶紧扶回来，一会儿送回家去。我问他，那你呢？老谢看那女人一眼，说，我就不用你管了，有人管。女人笑了笑，牙很白，是那种质地讲究的烤瓷牙，近年很流行。但我总觉得多余，自信的女人压根不需要，而需要的女人，即使换口牙齿，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除了让人知道她们嘴巴里也能镶进几十万之外，并无多大意义。她也如此，有点画蛇添足，不张嘴还好，一张嘴就显得过于规整，很不自然。其实她长得不错，声音也好听，说话柔婉，让人觉着舒服。她看了看我，说今晚老谢就交给她了，让我放心。说完挎着老谢，离开会场。

二

老谢走后，酒会也跟着散场。音乐停了，我耳边清静下来。一位工作人员走到墙角，摸索着按下转换开关。彩灯熄灭，日光灯亮起，会场陡然间褪去昏暗，变得明亮起来。雪白的灯光下面，暴露出一群衣着光鲜的人，显得十分突兀，有种水落石出的效果。每个人都忙于寻找相熟的对象，找到之后，寒暄几句，然后握手，告别，有序地散去，非常的具有仪式感。

会场空了下来，但酒会上的画面仍停留在那片空寂里，过了好一阵子，才从我眼前消散。这些年我思维迟滞，看到有些事物，会形成一种奇怪的视觉滞留，就像山谷间的回音，具有绵延效应。

我走出会场，拐进走廊，靠墙站着，等他回来。过了一会儿，听到有脚步声。他从走廊另一端走来，很快就到了我面前。我看了看，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他已经把自己收拾妥当了，醉态全无，步履稳健，衣着和面容都十分整洁，看上去不像醉过酒，倒像是要去哪里赴一场约会。

见到我，他有些意外。你还没走？他问道。嗯，我点了点头，我说，谢总让我送你回家。他问，哪个谢总？我说，我老板，谢胜元。他说，是他啊，难怪，老熟人了，高交会上经常见面，说起来还很近，他老婆是我一位同学的表妹，他最近生意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那就好。就没再问了。

也幸好不问，再多问一句，我就只能闭嘴。我跟老谢已经快六年，前两年，他确实很重视我，把我当人才使用。毕竟我开过八年工厂，无论生产管理、技术研发，还是业务销售，都能独当一面。我也不负所望，两年时间，就帮他带出一支团队，让工厂从混乱走上了正轨。有一天老谢突然对我说，别把自己搞得太累，该歇歇了。于是我就歇了。我离开车间，成为他的私人助理，原来的工作被他的一位亲戚代替，干得也很不错。深圳最不缺的就是人才，我能做好的事情，别人同样也能做好。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进过车间，一晃四年过去，再谈这个行业，我已经是个门外汉。这就是深圳的残酷，只要停下来喘口气，就会落伍，如果一个人总拿资历和过去说事，那必定是个失败者。而我连谈论过往的勇气也没有，因为确实没什么意义。翻开我的过去，就像一幅潦草的写意画，除了创伤，就是空白。好在他并不多问。他是那种安静的人，话很少。我说，走吧。他点点头，说好，你走前面。

我们从酒店出来，进停车场，找到老谢的车。他看了一眼，说，还是开我的吧，方便些，我不习惯坐别人的车。我想了想，也好，送佛送到西，这样可以省去第二天他回来取车的麻烦。我说，行。他笑了笑，说，谢谢。然后从手包里拿出一样东西，交给我，是把机械钥匙，很少见了，闪着金属的冷光，握在手里，很有年代感，就仿佛握住的是某段回忆。看得出来，他是那种不事张扬的人，但他的车还是让我颇感意外，停在角落里，一辆旧款的道奇皮卡，后面的货厢经过改装，加了个盖，样子有点奇怪，突兀地隆起，就像个高耸的驼峰。他是恋旧吗？还是故意低调？这年头，穷人玩车，富人玩表，而更富有的人在玩什么，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神秘莫测的家伙。

我发动车子，把空调打开，等车内凉爽起来，叫他上车。他拉开车门，坐进后座，安全带抽出来挂在肩上，说了个地址。我输进导航仪里，屏幕上显示，路程不远。他说，你慢慢开，我眯一下。我说，好的，您放心睡，到了我会叫您。他说，别您您您的，听着别扭，再说了，也把我叫老了，我俩年龄应该差不多，你今年多大？我说，四十二，属马。他说，那我猜得没错，我四十五，大你三岁。他从座椅的杂物袋里拿了个充气颈枕出来，放在膝盖上展开，再抚平。我说，你看着比我要小，像三十五六。他说，你这话听着有点假，但让人舒服，人过了四十，就会怕老，也怕死。我说，真心话，没有恭维你的意思。他笑了笑，没再接话。他把充气塞拔开，嘴对上去，吹成饱满的U形之后，挂在脖子上，身体往后一靠，闭上眼睛。我从后视镜里看了看，他确实不显老，举手投足间，是一个男人最好的状态。岁月不会绝对公平，给有些人带来苍老，给另一些人带来的则是成熟和稳重。

这是深圳的九月，已经入秋，但夏季的酷热仍然像尾巴一样，停留在空气里。时间是午夜，夜色纯净，笼罩着大鹏半岛。公路盘在半山腰上，一边是山顶，仰头望去，可以看到一座鹅黄色的教堂，挂有十字架的尖顶指向夜空，偶尔有钟声传来，晃晃悠悠，向远处的黑暗里扩散;另一边是海，潮汐声时强时弱，就像大海沉睡时的呼吸。我把車子开得很慢，尽可能保持平稳。他很快就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后视镜里，他的脑袋不时随道路的拐弯而猛地歪向一边，又赶紧摆正，眼睛一直闭着。他需要睡眠。这是一座快节奏的城市，大多数时刻，我们必须让自己醒着，就像那些戍边的士兵，枕戈待旦。我们都需要睡眠。

往前走了一会儿，我心里开始没底。车子转来转去，总在地图上的一小块范围里画圈。是他说错地方了吗？又或者是导航仪出了问题？我知道这种高科技产品的能力，可以三百六十度无死角，辨別出这座城市的纹理。可是越精准的东西，也越让人质疑，每次导航，那种过于明确的指向，会让我陷入迷茫，总是到了目的地之后，才相信它的准确无误。我视觉滞留的老毛病又出现了，开过的路段，总在脑子里复现，与眼前正在行进、以及即将前往的路线组合在一起，画出漩涡的形状，就仿佛我不是赶往目的地，而是被一股向心力引向那里。

路越缩越小，六车道变四车道，再变成两车道，接近终点时，是单行道。然后就到了一个叫沙鱼涌的社区。从门口进去，有条石板路，两边是两排上个世纪的老房子，有些是仿古建筑。这是座古村。我把车子停下来，熄掉火。他醒了。我问他是否走错了地方。他说，没错，就是这里。他下了车。我也跟着下车，把车钥匙交还给他。村子的尽头依然是山，石板路拐个弯，抬起头来，折向山上，蜿蜒而行。有风从林子里过来，带着一股海洋生物的味道，让这地方的空气具有不一样的密度和质感。我知道大海离此不远，就在山的后面。

谢谢啊，他说。我说，不客气，举手之劳，要谢就谢我老板。他说，你倒是个实在人，跟老谢多久了？我说，五年吧，想了想，又补充一句，差不多快六年。他说，时间不短啊，难得，人这一辈子，也没几个六年可活。我说，你这么说容易让人绝望，人生经不起分拆和计算。他说，偶尔算算，也未尝不可，可以保持清醒，人活着必须有点紧迫感。我说，活在深圳，不缺紧迫感，这城市变化那么快，根本不会给人松懈的机会。他说，这倒是，一天一个变化，十多年前，我记得老谢刚开始搞物业，当时整栋厂房只有一家工厂，叫禾利顺，老板是湖南人，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他的了。我说，这你也知道？他说，职业病吧，在这一行混久了，见到和手机相关的，容易记住。我说，那个湖南人是我，后来工厂卖给他了。

是吗？他有些惊讶，问，怎么回事？我顿了顿，说，跟老谢之前，我开过八年工厂，我老婆叫何莉，不对，我说得不准确，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当年工厂取名，就是用了她名字的谐音。前妻？他打断我，离了啊？我说，早离了。他说，为什么？他审视着我，眼神中充满疑惑，就好像我这样的穷光蛋没有离婚的资格。我有点不爽，却能理解。的确，在很多人看来，离婚是件比结婚更棘手的事，没条件的时候不敢离，也离不起，而等你创造了足够的条件时，则必须有断舍离的勇气，来完成情感和财产上的分割。我说，不为什么，这需要理由吗？他察觉到我的语气不悦，就没有再问。

我拿出手机，打开滴滴打车软件。这时我才意识到有点麻烦，这地方太偏，我看了看，最近的出租车在二十公里之外，只有一辆，呼叫之后，图标忙碌地转着圈，没有回应。也许是路程太远，司机不想接单，又或者是睡着了。我看了下表，凌晨一点，这时还醒着的人已经不多。我揉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他说，困了吧？我说，有点，但是还好，已经困过头了，一般来说，过了十二点以后，我就不怎么睡得着觉。他说，我也差不多，四十岁以后，睡眠一蹋糊涂，有时整晚失眠，很要命，抽支烟吧？车里有。他把车钥匙给我。我打开车门，拿出烟来，给他一支。他摆摆手，说，不用，戒了。我说，不容易，能把烟戒掉的人，内心都很强大。他笑了笑，说，跟内心强不强大无关，戒来戒去很多次了，没准哪天又会抽上。这话让我有种共鸣，我也一样，痛恨抽烟，可又离不开它，每年都要戒上那么几次，没一次成功过。我把烟叼到嘴里，点着火。月光从山顶漫过来，在地面投下一些浅色的阴影。我站在阴影里，一边抽烟，一边等司机接单。

抽完烟，再看手机，二十公里之外的那辆车也从屏幕上消失了。我开始焦灼起来，陡然间有种被遗弃的感觉。以前总是不想回家，单身之后，反倒恋家了。说家其实不准确，一套单身公寓，跟狗窝差不了多少。离婚之前，何莉将我们所有的财产席卷一空，唯独漏掉了这套房子。尽管是出于疏忽，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她的善意，为我留个安身之所，这样我在怨恨她的时候，仍会保留一丝感动。也确实是这样，每次想到房子，我就会多想想她的温暖，尽量忽略她的冷漠。对一个落魄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有套房子更让我觉得安稳。我喜欢宅在家里，偶尔在外面过夜，就会感到焦灼。

他看出了我的焦灼，又或者是我的焦灼传染了他。他也有些不安，让我别着急，办法总会有的。他指了指前面的山，说，那边有片海滩，离这里不远，我车尾厢里有帐篷，万一打不到车，可以跟我一起露营。

我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了。他走到车旁边，打开尾厢。盖子弹起来的瞬间，我有些诧异，里面全是户外装备。雨衣、胶鞋、头灯、荧光棒、炊具、电瓶、睡袋、防潮垫、帐篷包、速食食品、酒水以及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一样样规规矩矩地码着，杂而不乱。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有辆这样的皮卡，不是恋旧，也不是低调，而是确实需要。没有一个大容量的尾厢，装不下这么多东西。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了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海边露营。实话说，我不喜欢这里，离城区太远，称得上荒凉，但对露营爱好者来说，这里却是个不错的地方。地图上，这个叫沙鱼涌的社区就像片叶子，旁逸斜出，孤单地悬挂在大鹏半岛上，没有沾染到这座城市的躁动之气。他让我拿了顶帐篷出来，又挑了些酒水和生活用品，装在一个旅行包里。跟我走，他说。他把旅行包背在背上，往山上走去。

我背着那顶帐篷，跟上他。山路曲曲折折，一边是树林，另一边悬空，有栅栏护着，但还是让我忐忑，担心会一脚踏空。我经常会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忧，也许是源于自身的不安全感，又或者是，这座城市本身就让人彷徨，容易忧虑。好在路程不远，数百米之后，山路陡然一沉，掉到海边，再下个坡，海滩已经被我们踩在了脚底，是那种细碎的沙粒，月光下，披着一层冷寂的白色，踩上去十分柔软，就像是踩着月光。来这里露营的人不止他一个，沙滩上有七八顶帐篷已经支起来了，有些亮着灯，里面有露营者的影子，在晃动，他们尚未睡去。还有个人坐在一块露出海面的礁石上，脚边支着几根钓竿，像个稻草人，一动不动，望着浸在水中的荧光浮标。

我把包放下来，在沙滩上清理出两块地方。帐篷是简易型的，很快就搭建好了。他拍去手上的沙子，拿了块一次性餐布出来，抖平了铺在地上，坐了下来。歇会儿，他说。看了坐在礁石上的那个人一眼，突然問我，你会钓鱼吗？我晃了晃，差点没能站住。这话就像根刺，一下子扎在我心里。我说，何止会，一入钓鱼深似海，我就栽在这事上面。

哦，他来了兴趣，说说看。我把脸扭开，望着浩渺的海面，没说话。夜色中，海平面带着细碎的波光，往前方抖开，与黑暗和苍凉融在了一起。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由远及近缓缓向岸边移来，那是出海的渔船趁着夜色归航。见我不说话，他钻进帐篷里，再出来时，手中多了两罐啤酒。陪我喝点？他打开一罐，另一罐递到我面前。我不喜欢喝酒，但必须承认，在某些时刻，酒是好东西，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提到钓鱼时，我本想找个借口离开，随便去哪里凑合一宿，或者就像老谢喝醉后那样，露宿街头。可是当他把酒举到我面前时，我立马改变主意。我接过他的啤酒，打开，坐了下来。

三

后来有多很次，我回忆起海边的那个晚上。我怎么说的，说了什么，已无太多印象。我就像个过载的容器，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因外力的介入而被打破了，多年的积压倾倒出来，流淌一地，待时间一过，就渗入泥土，或者散进空气里蒸发掉，留不下多少痕迹。这样的经历十分奇异，此前我没有过，我想此后也不会再有。坦白地说，我不善言谈，更何况人是世上最为复杂的物种，千人千面，一生虽说短暂，可用语言描述起来，并不比活一遍来得容易。回顾我这半生，只有成年之前的记忆还算完整，剩下来的，全支离破碎，很难拼成完整的故事。

我是从何时说起的？2000年？又或者是2005年？我不清楚。之所以还记得这两个确切年份，是因为在深圳的二十年里，它们对我有特殊意义。2000年，我大学毕业，当了半年公务员之后，就辞职来到了深圳。对我来说，这是个重要节点，自那年开始，我的人生被分割为清晰的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深圳，另一部分在深圳之外。但是我想，这段经历我不会跟他提及，因为乏善可陈。那几年，我在职场里混着，忙碌，也很茫然，这是很多人活在深圳的样子，从街边随便找个人出来，都是生动的范本。

2005年，我的生活有所变化。我辞去工作，从职场出来，住进宝安一个叫三十一区的地方。我有群朋友，虽然清贫，但志同道合。我们白天写小说、跑步，晚上吃烧烤、喝啤酒、聊天。生活和话题都很干净，从未离开过文学。后来我从那里离开，又认识了很多有身份、有地位、当然也有财富的朋友，交往时间也不短，却留不下什么印象，只有三十一区的那些朋友，无论何时，回想起来，每张面孔都举足轻重，就像些发光体，能够将我的记忆照亮。

那年我认识了何莉，她在我住的附近上班，职务是总经理助理，那家工厂生产手机配件，业务和生产都由她主管。她离过婚，有个女儿，三岁，抚养权归她，放在老家，由父母带着。这些对我们的关系没什么影响，反正除了睡觉一起，我们并无太多其他交集。严格来说，那不算恋爱。何莉之前，我交往过几个女朋友，同样都不算恋爱。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爱情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很多结合来自偶然，容易破碎。我以为何莉也会像那些女朋友一样，保鲜期一过，就散了。可是有天她突然对我说，如果我同意她把女儿接过来，就跟我结婚。我想了想，这事不在计划之内，但也没什么不好。既然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跟谁结不是结？那年我二十八岁，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付一场爱情长跑。我说，我没意见。她笑了。那天她做了一桌饭菜，围裙系在身上，一直没解下来。吃饭时她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很好看。尽管后来我们的婚姻以解散而告终，但那时她的样子分外动人，看上去绝对是位贤妻良母。

第二天，我带她回老家，在民政局把证领了。宣誓的时候，两个人站在红旗底下，就像两名即将出征的士兵，那份庄严，让我觉得面对的不是婚姻，而是某种神圣的使命。她只请了两天假，刚够花在路上，没给婚礼预留时间，只能从简，就在小镇上摆了几桌。她家里的亲戚一个没来，也许她根本就没让他们知晓，又或者是她家人已经麻木，毕竟离过。事实上，我们结婚之后，除了要钱，她父亲对她很少过问，直到离婚，我也没见过那位岳父。我父亲那天也不在状态，好几次叫错她的名字。这不怪他，对父亲来说，这个儿媳妇来得确实突兀。在何莉之前的几个女朋友，我都带回家给他看过，父亲也许是喝糊涂了，将她误认成了其中的一个。好在她并不在意，也没时间在意，酒席还没完，我们就奔火车站了。婚礼就这样草草结束，一点仪式感也没有。

从老家回来，路过广州，一位朋友请吃饭，他在海关工作，也写小说。同桌还有一家刊物的主编，也是熟人，发过我的稿子。席间聊天，大部分话题落在我的新婚以及我新婚妻子身上，说到她的工作，来了兴趣。这位主编说，打工都打到这份上了，为什么不自己开家工厂？我朋友说，是啊，能当家作主，何必要受人剥削，要是需要投资，你说一声。命运这东西很奇怪，许多伟大的决定，往往产生于不经意的瞬间。他们点醒了我。那时深圳还很年轻，活力四射，经济结构没有脱离三来一补，开工厂不是什么难事，简单点的，两台机器，加几百平米厂房就可以了，实在租不起厂房，大点的门面也行。我朋友有点闲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起一百来万，不多，但足够用于创业。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回深圳就开家工厂。

也是那一年，我认识了老谢。他是本土人，家里有点物业，父亲积攒下来的，十几栋出租屋，一栋厂房。也是时运不济，那年厂房起火，烧死几十号人，他父亲是罹难者之一。老谢母亲走得早，老头子没伴，就养了条狗，相依为命。火灾那天，老头在厂房里查抄水表，本来跑出来了，想了想，狗还在里面，就又跑回去救，结果狗没救到，人也搭进去了。这是老谢告诉我的，每次说起这事，他往往已经醉了。老头子活着的时候，父子间并不和睦，天天吵架，老谢恨不得他早死，可真的不在了，却经常怀念。他怀念父亲的方式，就是喝醉之后红着眼眶，在我面前回忆那场火灾。我看过老头子的视频和照片，老谢一直存在电脑里，没事就翻出来悼念。老头子十分精神，六十多岁还能打篮球，跳投十分规范，三分球也很准。如果没有那条狗，现在应该会活得很好。当然，如果那样，我和老谢也许就不会认识。

老头去世后，遗产由三个儿子继承。老谢最小，没什么话语权。两位哥哥强势地瓜分了十几栋出租屋，剩下的那栋厂房如同鸡肋，没人想要，就归老谢了。当然，如果按价值估算，也不算吃亏。可毕竟出过人命，坏了风水，到了老谢手里，根本租不出去，价格一降再降，依然无人问津。我也是被价格吸引，才找到他。那天刮着台风，满天地都是风雨。我跑到一个公交站台上避雨，在信息栏里，看到他张贴的招租广告，就像害羞似的，躲在最边上的一个角落，价格低得让人质疑。我打了个电话，老谢接了，语气相当冷淡。我约他面谈，他含含糊糊地给了个地址，是家网吧。我找到他时，身上已经湿透了，样子狼狈不堪。他坐在网吧里，正在玩一款叫传奇的游戏，面前的那只烟灰缸，烟蒂堆到冒尖。我说明来意，他头也不抬，只顾点击鼠标，砍杀一群怪物。他以为一个像落汤鸡一样的人不可能开工厂，只是随口问问。

我拉开手包，把订金和诚意亮出来。他看了一眼，马上重视起来，赶紧关掉游戏，放下鼠标，从电脑前离开，把我领到了家里。那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说不上好。但是接下来，我们谈得相当愉快。当然，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我们都很迫切。我问了些关于水电供应、墙体承重、噪音隔离以及消防之类的问题。他拍着胸口向我保证，火灾之后，都整改过了，要多正规有多正规。见我戴着眼镜，模样斯文，他主動把租金降低五毛，说自己没读什么书，但是喜欢跟文化人打交道，除了有点好色，不会很坏。说到这里，他呵呵坏笑，很像电影中的反派。后来签合同，他问我，你家乡哪里？我说，湖南。他果断地又把租金降低了五毛。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喜欢湖南，伟人诞生的地方，看在伟人的份上，也得给你再降五毛。说这话时，他诚恳地盯着我，眼睛异常明亮。我签下合同的同时，也交下了这个朋友。

不久之后，我把工厂开了起来，生产手机配件，何莉的老本行。如果进行细分，这个行业的范围其实很广。有高科技的，比如芯片、主板、显示屏、充电器、扬声器、蓝牙耳机、外放音响，等等;也有的没什么科技含量，比如外壳、线材、钢化膜、五金冲压、SMT贴片，等等。我们做的是有线耳机，通用于诺基亚的几款主打机型，属于中间产品，有点科技含量，但又不高，没有超越高中物理的范畴。当时我们资金不多，只建了四条流水线，两条用于生产线材，另外两条组装成品。运作上算是轻车熟路，何莉十几岁就辍了学，从家乡跑出来，进入这个行业，从底层做到高层，该有的经历都有，堪称那一代打工者的样本。都说经历是人生的财富，在我看来，那也得分人，光有经历而不加以利用，就等同于荒废人生，但是如果利用起来了，确实是财富。何莉管过几年业务，手里有不少客户，不缺订单，也管过生产，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打几个电话，就有几位拉长带着一批老员工跟了过来。

这样的开端，称得上天时地利人和。但初期还是有些坎坷，资金、生技、产能、品质、交期，每个环节都有问题。很正常，这是创业的必经阶段。是我们准备不够充分，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了。好在时间不长，磕磕绊绊过了几个月之后，累积了一定经验，就稳定住了，接下来便蒸蒸日上。

有人说过，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话有些夸张，但基本符合那时的创业环境。我和何莉都不是什么能人，只是被时代送到了一个风口。那几年是制造业的黄金时期，供求一度出现逆平衡，生意相当好做。工厂初建时，只有几十号员工，一年多点时间，就扩大到五百人以上的规模。与此同时，我的内心也跟着膨胀，生出一种虚妄的自信，总觉得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在等着我。我也的确赚到了一些钱，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只是有钱以后，我反倒比一无所有时更加不安。因为超出生存层面之后，钱的意义就非常的抽象和概念化了，唯一的作用，也许就是刺激欲望。这正是我不安的来源。财富的增长会遵从经济规则，但欲望的增长毫无规则可言，就像病毒，潜藏在体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活跃起来，将脆弱的寄主吞噬。

四

那一年，老谢的厂房也火了。我的工厂入驻之后，就像根导火索，引燃了整个厂区的人气，有了几百名员工进进出出，火灾带来的负面影响自然被掩盖了，没过多久，他空着的厂房就全部租了出去。老谢很感激我，视我为贵人，认为我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带火了他的厂房。但我知道，带火他厂房的并不是我，而是那个全民创业的时代，即使我不租他的厂房，也会有另外的人像我一样，在某个雨天里打他电话，然后夹着手包，像只落汤鸡一样，诚意满满地出现在他面前。

如果非要说他命里有贵人，那也绝对不是我，应该是他父亲。老头子建厂房时，圈了一大片地，当初并没往财富方面想，只是为了不时之需，他以一位农民的警惕和见识认为，子孙后代迟早有天还会种地。如果老头子知道，他圈下的这些不毛之地，会变成后来的寸土寸金，他一定会从坟墓里爬出来，让自己再笑死一次。老谢胆子也大，尝到点收租的甜头，立马孤注一掷，以地皮和厂房作为抵押，从银行贷了笔款，一口气又扩建了三栋厂房，四栋宿舍。如此一来，他从父亲手里继承的遗产，便由一栋孤零零的厂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配套完整的工业园区。

物业扩大了，老谢很快就富了起来，每天躺在床上，也能日进斗金。两位哥哥这时才感到后悔，跑来找老谢，说当初不公平，想要重新分配祖产。老谢也很客气，彬彬有礼地迎着，将兄长们请到办公室里，先喝茶，再讲道理，实在讲不通了，就把茶台一掀，拿把菜刀将他们赶了出去。那天我正好去上班，刚进厂区，还没停好车，就看见两条人影带着一片尖叫声，从楼道里仓皇地冲了出来，抱头鼠窜，样子看上去十分狼狈。老谢紧追其后，手里的菜刀闪着寒光，脸上却带着笑容，就仿佛是位马戏团的驯兽师，在戏耍两只贪婪无度的猴子。说实话，这正是我喜欢老谢的地方。他身上有股与生俱来的狼性，该忍的时候能忍，该狠的时候，也狠得起来。有时杀伐果断，有时又收放自如。他所拥有的，正是我欠缺的。

那几年，老谢没有涉足实业，开工厂赚的是辛苦钱，他看不上，也不需要看上，有几栋厂房和宿舍作为家底，足以衣食无忧。深圳有两类人让人羡慕，一类是企业家，凭着智商和情商，能够积累大量财富;另一类是本土人，投胎投对了地方，无需拼搏，收收租金就能衣食无忧。哪天要是碰上拆迁，或者旧改，一觉醒来，就会有天文数字般的财富砸在头上。老谢属于后者，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不心疼。他的生活称得上混乱，就像部垮掉的一代的小说，每天不是在酒吧，就是在KTV里，偶尔去趟办公室，也只是看看财务报表，以确认他拥有的财富真实可信。他对我很好，每次出去玩，都会叫我。我总是拒绝，一次也没去过。没办法，命没他好。那几年我确实很拼，总觉得时不我待，时间相当金贵，是不可浪费的奢侈品。但是有一次，他喊我钓鱼，我去了，当时只是想放松一下，没想过会痴迷。

那天我心情不好，因为一件小事，与何莉发生争吵，差点动手。老谢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们劝开。他说，脑子坏了吧，好男怎么能与女斗？我没理他。他先把何莉送到了办公室里，回来后，再对我进行劝导，要我出去走走，说整天待在工厂里，迟早会把自己憋成一个变态。我说，你才变态，你全家都变态。他笑了。他一笑，我心情就好了不少。他建议我去打打保龄球，或者唱歌、喝酒。我都没兴趣。后来他说，要不就去钓钓鱼？我想了想，说，这个可以。

他立马拉我上车，半个小时之后，到了一个水库边上。环境很好，对面是九龙山，遍地高楼之间，夹着一片苍翠，龙华与观澜两镇在那里分界。水库不大，有半边靠在山脚，另外的半边，连接着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地。四周很安静，偶尔有鸟叫声传来，让我恍如隔世。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已经很难找到了。开了工厂之后，我从未如此清静过。生活总是密密麻麻，就像条高峰期的公路，被各种杂事挤满，每天不是待在车间里，就是在通往车间的路上，连做梦都离不开工作，两眼一闭，就陷进一片机器的轰鸣声里。我确实该放松一下了。

老谢把车尾厢打开，拿了两根钓竿出来。我看了看水库的地形，向着荒地的一面，地势较为平緩，岸边长着一层浅草，很适合小范围内的活动。就是这里了。我们从堤上下去，坐在草地上，把两根钓竿架起来，开始钓鱼。满眼是青山绿水，确实让人心旷神怡，很快我就把吵架的事忘了。但同时我也发现，这地方坐一坐可以，对钓鱼来说，却并非是好的选择。水库清澈见底，水质太好，养不住鱼。两只浮标定在水面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半个小时之后，老谢就耐不住枯燥，装模作样地接了个电话，说有急事，得先走一步。他看着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没意见。他立马扔下钓竿就跑了。

我独自坐在那里，望着平静的水面，就像坐禅，发了很久的呆。并不是我耐心比老谢好，只是不想回家。与其回去吵架，不如就这样枯坐，将时间打发过去。到了傍晚，太阳落下来了，沉到山后，天色由明转暗，我才想起该回家了。就在我打算收竿的时候，浮标一阵颤动，然后猛地沉了下去。我抓住钓竿一拉，一尾鱼被甩出了水面，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啪的一声，摔在草地上。那是条鲫鱼，约半斤重，至今我仍记得它的样子——带着求生的本能，不停地挣扎、跳跃，就像位绝望的舞者，感知到生命即将终结时，便以垂死的姿态，跳出悲壮的舞蹈。我走过去，把它压住，从鱼钩上解下来，看了看，除了嘴巴，没有其他外伤，便投入水中放了生。我看着它摆动尾巴，欢快地游回水底，沉积在我心里的郁闷也一扫而光了。

那以后，我便经常钓鱼，并慢慢被吸引。从水库开始，我经历了坑钓、江钓、浅海礁钓三个阶段。前期老谢一直陪着我，但到了礁钓时，他就止步了。他是个惧水的人，看到海浪就会发晕，很难成为一位合格的钓友。但是无所谓，因为在老谢之外，我还结识了很多其他的钓友。有天我坐上一位钓友的船，离开浅滩，走向深海。船在空荡荡的海面停下来，大海的磅礴以及深不可测，让我无比震撼。四周是茫茫水域，望不到边际，我把钓竿下好，刚坐下来，一群银色的飞鱼从眼前跃起，贴水面滑行一段距离之后，纷纷跌落。这一瞬间，我便陷进了对海钓的迷恋里。这时我才发现，钓鱼的同时，我也在被钓鱼这项爱好反噬，并非肉体，而是精神。在此我不想细述，没经历过的人，永远明白不了其中的玄妙。总之，迷上海钓之后，我就像是经历了一次嬗变，从一位激情满满的创业者，成为一位迷失在大海中的人。我再也无心工作，厂里的大小事务全部甩手，任由何莉处理。哪怕业绩一再下滑，也全然不顾。对我来说，那个商业帝国已经不重要了，财富上的流失，还不如一尾鱼从钩下逃走让我难过。

2013年，手机进入智能时代，诺基亚没能跟上，开始走下坡路。对手机配件这一行来说，这是至为关键的一年，决定生死存亡。嗅觉灵敏的人及时止损，有的转向苹果、三星等国外品牌，有的转向华为、小米等国产品牌。而我仍沉迷于钓鱼，大部分时间待在海上，对行业动态异常麻木。有次我组了个团，三男三女，去了俄罗斯一座叫哈巴罗斯夫克的城市，那里是库必河的入海口，四处可见茂密的原始森林。在海河交汇处，我们扎营，白天出海钓鱼，晚上歌舞，喝一种六十多度的伏特加，就像刀子。偶尔的时候，我们还跟当地的居民一起打猎、烧烤。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让我乐不思蜀，一待就是三个多月，签证到期了，才肯回来。时间也不算长，但此后回想起来，却像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审判，值得我用一生去反省。

回来后，何莉不见了，名下的房产全部变卖。除此之外，她还带走了所有能够合法变现的流动资金，只留下一个空壳工厂，以及一个烂摊子交给我来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有些发懵，觉得很不真实，就像是在做梦。怎么可能呢？一个与我生活了八年的女人，竟毫无迹象地、凭空就从我生活里消失了，这是影视中才有的桥段。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难以接受，总觉得她并未离开，只是躲在深圳的某个角落里，跟我冷战。直到有一天，她打来电话，我才确定她不辞而别了。电话里，她保持着一种平静的语气，告诉我她在澳洲，已经移民了，我要是愿意，也可以过去。我攥住手机，不知说什么好。移民这么大的事情，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像个轻松的玩笑。沉默了好一阵子，我才开口说话。我告诉她，你好自为之。她听出了我的愤怒，但是没作任何解释，只说了三个字，那好吧。就把电话挂掉了。我顿时感到一种巨大的空荡。我突然发现，过去的八年，我都活在假象中，我自以为同舟共济的时光，实则同床异梦。这种醒悟带给我的伤害，比背叛本身还要残忍，就像刀子直入骨髓，痛不可当。

半年后，她委托律师，寄来了离婚协议书，我看都没看，签了字。我们的婚姻从草率开始，以更草率的方式结束，连个面都没见。后来有了微信，从朋友圈里，我偶尔能看到她在那边的情况。她过得很好，嫁了个美国人，两人经常开着一辆越野车，穿过有袋鼠和羊群的草原，去参加某些朋友的聚会。她有所房子，院子很大，面朝大海。这是创业初期我和她曾经计划过的生活，离开我后，她如愿以偿了。可是不知为何，我看着很不顺眼，总觉得她拥有的一砖一瓦，都来自对我的算计。

我狠了狠心，把钓具找出来，打包装在一起，扔在了大海里。那时是傍晚，夕阳斜照在海面上，天空和海水都是那种纯净的金色。我站在海边，不禁悲从中来，就像是刚葬下了某位好友的遗体。我盯着钓具沉没的那块水面，眼前总是晃动着一支鱼竿的样子。我视觉滞留的毛病，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回来后，我向老谢借了笔钱，重新运作工厂，以为只要努力，就能东山再起。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想法过于天真，连梦想都谈不上，只是妄想。那几年，深圳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工厂外迁，制造业不断下滑，那个让猪飞起来的风口，已成为过去时。取而代之的，是残酷的丛林规则。而我仍以猪的思维，在这套规则里站着，失败是必然的。我苦苦支撑，不到半年，便负债累累。最终心灰意冷，就把工厂卖了。老谢接了盘，完全是出于情义，他没想过去做实业。开过工厂的人都知道，做实业是件苦差，辛苦赚来的钱，百分之九十会变成机器设备和一堆模具。运作的时候，是固定资产，停止运作，就是废铜烂铁。我必须感激老谢，对我这个朋友，他足够慷慨。当然，也有代价。我的代价就是跟了他，慢慢活成他的影子，并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五

我想，那天晚上，我在海边跟他说的，无非也就是这些。屈指算来，我在深圳的时间已经不短，小二十年。可是经不起回忆。再丰富的人生，被记忆筛减、压缩过之后，也剩不下多少，就像风干的葫芦，外观饱满，剖开来，却空空如也。回忆起来，连我自己也觉得空洞。他当然没什么兴趣。他是深二代，父亲行伍出身，十万工程兵南下那年，就把他带过来了。他跟着深圳一起成长，比我更了解这座城市。破产这类事情，他见得多了。每次股市动荡，或者楼市风波，都会有一批破产者出现，有些还跳了楼。跟他们相比，我不过是沧海一粟。他感兴趣的话题是钓鱼，我却十分抵触，总是刻意绕过，即使他问起，也避而不谈。

但他是个很好的倾诉对象，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耐心听着。我知道这是出于修养。仓廪实而知礼节，像他这样的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会表现出一副很有耐心的样子。偶尔他也会插几句话，说些自己的事，让我们的聊天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看起来像是在交流，而不是我单方面的倾诉。他说到了重庆，那座城市他六岁就离开了，却一直记忆深刻，比深圳还要让他感到亲切。他还说到了露营，他告诉我，年轻的时候，他确实很喜欢户外运动，玩过翼装和滑翔伞，但是现在不行了，年龄大了，血压高，心脏承受不住。他到海边露营，跟户外运动无关，只是为了睡个好觉。这几年失眠严重，看了不少医生，做过理疗、针灸，也吃过安眠药，甚至还使用过一些民间偏方，都不管用。有次在外面出差，住在酒店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把电视机打开，调到纪录片频道。里面正放着一部关于赶海的片子，一群人卷着裤脚，熙熙攘攘地站在海边，潮水涌上来又退下去，有种强弱分明的节奏。他听了一会，竟然睡着了。后来又试了几次，发现海浪声对失眠很有疗效。就买了顶帐篷，经常到海边露营。车里的那些装备，是在买帐篷的时候，一位女孩推销给他的。他不懂拒绝，女孩说什么，他就买什么，反正花不了几个钱，没准哪天就能用上，用不上也无所谓。这一点，他跟老谢有些相似，很多时候，他们购买只是行为，不考虑目的。

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没想到吧？我点点头，说，是的。我确实有点意外。他说，所以啊，别老跟往事过不去，人生无常，处处是意外，成败得失，很难说得清楚，很多人看着风光，其实这里病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说，这也不算什么病。他说，你错了，比病还要可怕，无药可救。他尽量往严重形容，有安慰我的意思。但确实很有效果。以他为参照，我审视自己，虽然糟糕，但睡眠尚可，因为没什么可再失去。而他以及许多像他这样的人，反倒被失眠困扰。他们的忧虑从何而来？是害怕失去什么，还是想拥有更多？我不清楚。我很期待他能说下去，并有所解释。但他停住了，没接着往下说。一晚上他都这样，听得多，说得少。也许他更习惯倾听，有时偶尔抛出一个话题，也只是为了引出我更多的话题。还是说说钓鱼吧，他说。他站起来，揉了揉腰，又坐下去，把说话的权力又交给了我。

但是我没说话。钓鱼两个字一出来，我仿佛又被刺了一下。我喝了口酒，将脸上的不安之色掩饰过去。谁没个忌讳呢？对我来说，那段钓鱼的经历，就是块难以痊愈的伤疤。钓具扔在了海里，记忆却扔不掉，就像只蝎子，潜伏在我生命里，触碰到它，便会举起尾巴来，狠狠地蜇我一下子。我扭过脸去，望着泛白的海面。黎明已经来了，天色由黑转灰，海浪层叠着涌来，到了岸边，被沙滩卷一下又回到了大海，也有些撞在礁石上，被击得粉碎。他也喝了口酒。每次都是这样，当我逃避某个话题而不想说话的时候，他也跟着停下来，让我的尴尬止步于临界点上。这样很好。我相信这是他的习惯，在别的什么人面前，同样也会如此。

我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他起身离开，上了个洗手间。回来后，又钻进帐篷，拿了些啤酒出来，递一罐给我。我喝不动了，接着他的酒，没有打开，就放在脚边摆着。有露营者醒了，是对情侣，年龄不大，帐篷拉开，男孩先钻出来，在沙滩上忙碌一阵子，点燃了一堆篝火。过了一会儿，女孩也钻了出来，坐在火边，把沙子捧起来往脚面覆盖。男孩挪过去，靠着女孩的背，坐在一起。火光里，两张脸十分青春，远远就能让人感觉到一种蓬勃的气息。与他们相比，我确实老了。他也是。四十岁是道坎，站在坎上，猛然间便发现生命已被腰斩，从而有种时日无多的惶恐。我说，你少喝点，对身体不好。他说，你担心我喝多？我说，刚醉过一次，还是控制点好。他告訴我，酒会上根本没醉，只是不适应那些食物，冷菜和甜品太多，让他反胃，因此吐得厉害。我酒量还行，他说。我说，这个我信。事实上他无需认可，因为早已证明。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是块餐布，上面摆着十几个喝空了的易拉罐，大部分是他的功劳。他一直在喝，除了偶尔起身上趟厕所，没停过，但是脑子很清醒。

等他把酒喝完，天已经亮了。大海开始退潮。与夜间相比，海滩宽阔了许多，潮水退去的地方平平整整，蒙着一层潮湿的光亮，一些贝壳和破碎的水母遗留在上面。礁盘也变大了，被海水吞没的部分，在潮汐退去之后，又如数交还出来。那几块原本孤立的礁石，不知何时已经连成了一片。礁石上的那位钓者，在枯坐一晚之后，也终于有了动静，正持着钓竿，转动绞盘，把鱼线从海里收回。这是个喜欢夜钓的人，也是真正的钓者，夜色屏蔽掉世间杂物，他只专注于水中的浮标，以及钓鱼本身。他很快就收好了钓具，从礁石上下来，打我们身旁经过。我注视着这位钓者，手中的鱼篓空空荡荡，脸上却是一副满载而归的表情。

他也注意到了，叹息一声，说，这人有点意思。我没接话。在钓鱼这一行里，有意思的人和事多了去了。他又说，他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一条鱼没钓着，还能坐一晚上。我看了看他，本想避过这个话题，但终究还是没能忍住。我说，对钓鱼的人来说，把钓到多少鱼视为收获，只是一种最粗浅的乐趣。他想了想，说，你讲得也对，很多事情，乐趣都在过程，钓鱼也该如此，比如说，钓具、钓友、地点、天气、风向、季节、水质的变化，以及对不同水域里鱼群的预判，等等，这些应该都很有意思。我有些诧异，他能说出这番话来，证明懂得不少。这让我有了想将话题深入下去的欲望。可是他话锋一转，突然问我，你会开游艇吗？

我愣了愣，不知他为何突然问起这个。但我确实会开。我说，技术不是很好，两年前考的驾照，只正儿八经开过一回，老谢的游艇。你想出海吗？他摇了摇头，说，没有，就是问问。

他也真的只是问问，因为接下来，他开始收拾帐篷。太阳升起来了，已高出海平面不少，将沙滩和海水照亮成金色。其他露营者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但海滩上更热闹了，不断有海鸟飞来，落在礁石上，发出觅食时的欢叫。他说，你帮下手。说着他把帐篷的外面一层解了下来。我站到他对面，攥着两个角，配合着他，一起将防水布抖平，再卷好，装进包里。他把支竿拆开，折成一捆，也装进了包里。这种简易帐篷确实不错，组装容易，拆起来也快。我默默记下它的款式，以及品牌。我有个习惯，看到好用的东西，总会强迫自己记下来，以便于日后推荐给朋友，或自己购买。当然，只是习惯，基本没什么作用，因为很快就会遗忘。

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说，时候不早，我得走了，下午有个会，要赶回去准备一下，要不要跟我一起？我说，你公司在哪里？他说，平湖，华南城那边。我说，那不顺路，我得回酒店，方向是反着的，老谢的车在那里，我必须给他开回去。他说，也是，那就不带你了，白天打车也容易，谢谢啊，你人不错。我说，是我老板不错。他说，那就代我跟你老板说声谢。他把手伸到我面前，我叫左岸，左右逢源，回头是岸。我说，这名字很好记。我接住他的手，握了握，握到一股温暖。按理说，我也应该介绍一下自己，但是没有，因为毫无意义，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是个未知数。我只是问他喝了酒怎么开车。他说，有人来接。说着往山上看了看。跟着他的目光，我也看了看。果然站了个人，是个胖子，身子挺得笔直，手规规矩矩地反在身后。就像面镜子，我看到他的同时，也如同看到自己。他应该早就到了，只是老板没招呼，就等在那里，不敢下来。在老谢面前，我也是这般恭谨的模样。

他招了下手。胖子得到指令，立马颠颠地跑下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个像肉球一样的小伙子十分灵活，左右开弓，瞬间就把两个包提起来，挂在了身上，转身又跑上了那条山路。他说，我小舅子，也是湖南人，刚大学毕业。简单介绍几句之后，他跟我说声再见，就走了。

我站在那里，目送两个背影远去，消失在山路拐弯的地方。再转过身来，酒劲上来了，头有些晕。海面起起伏伏，十分动荡，我胃部一阵痉挛，想吐，但忍住了。我把目光从那片动荡中收回来，落向海滩的一个角落，那里有座六角凉亭。我走过去，是处红色景点。亭前立着块碑，有文字介绍。我读了下，是当年东江纵队挥师北上的事迹，才知道这片海滩来头不小，连接着那场改变历史的战争。亭子里有长椅，我坐下来，等酒意退去，才从海边离开。

六

再次见到他，是两个月以后。那时已经入冬，天气转凉，但是不冷，从北方来的寒流就像惰性气体，在粤湘赣三省的交界处徘徊，不肯翻越梅岭。我很喜欢这时的深圳，天空总是有大团大团的白云，随气流和风向的改变，变幻出各式图案和造型。就像有人拿着画笔，躲在天幕之后，在随意修改一幅写实的油画，背景是那种明亮的瓦蓝，异常纯净。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常常会早起，生怕漏掉外面的蓝天。我的生活也会变得很有规律，心态比往常要积极一些。

在我公寓附近，有家米粉店，老板是湖南人，口音和口味都符合我的习惯。我常在小店里吃早餐，有时不想吃，也进去坐一会儿，听听乡音，闻闻熟悉的味道，要么就看着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他们忙碌的样子会感染我，让我觉得自己也很充实。这天早晨，我照例去了小店，坐在角落里。老板把米粉烫好了，端到桌上。我拿起筷子，还没吃，就接到老谢电话，声音很急促，让我赶紧去办公室，说有事找我。我说好，马上就到。挂了电话，我看下表，七点半，便坐着没动，从容地把早餐吃完。依我的经验，老谢口中的急事，没有一件真的着急。有时他十万火急找我，等我赶过去，他早已经忘了是什么事情。跟他的这些年，我最大的困扰，就是与他混乱的逻辑作斗争。

吃完早餐，我回到家里，到阳台上给兰花浇了次水。不钓鱼以后，我开始养兰花，一次只养一盆，每天施肥、浇水、松土、剪去发黄的叶子、查看是否有病虫侵害，就像对待恋人一样，悉心照料这种娇贵的植物，直至枯亡。起初我养蝴蝶兰，后来换了君子兰，其实换不换无所谓，因为都开不了花。事实上，在我家里，它们只能称为兰草。因为这几年里，我一盆也没养成功过。却依然乐此不疲。开始是喜欢，后来变成习惯，一直保持，以防止另外的习惯来搅乱我的生活。与植物打交道，总归是安全的，不吵不闹，也不会像钓鱼那样让人深陷，就连死亡和枯萎，也无声无息，显得优雅。

我给兰花浇好水，电话又来了，看了下号码，是老谢办公室的座机。我把兰花从阳台搬入室内，换了身衣服，然后出门。在路边打了辆车。正是高峰期，没走多远，路就塞起来了。我被堵在离公司三公里的地方。这是段尴尬的距离，心里着急，又不想弃车步行。期间老谢又来了两次电话，也许他真的有什么急事。那段时间，老谢疯了似的，迷上了养生。他在办公室里面建了間冥想室，隔段时间，就躲进去，闭上眼睛打坐。要么就练一种古怪的瑜伽。有时我推开门，见他伸开四肢趴在地上，就像只搁浅的王八。这是一种神奇的养生方式，从印度学回来的。

在此之前，老谢出了趟国。这不意外。平时他也经常出去，没事就到欧美、日韩或者新马泰转一圈，买些中国制造的外国货回来。意外的是，这次他去的地方不是欧美和日韩，也不是新马泰，而是印度。他没带我，带的是酒会上认识的那个女人。老谢对她是真上心了。我跟他的这几年，他交往的女人不少，能超过两个星期的，在我印象里一个也没有。我从未记住过她们的名字。但这女人我记住了，叫陶小柒，四川南充人，在天虹商场有家店子，代理几款高品质的古巴雪茄。老谢十分讨厌雪茄，说抽雪茄的人，装样的成分大于享受。认识她后，嘴里天天叼着一根，就像个黑老大。据说价格不菲，稍微好一点的，一盒能抵两瓶茅台。当然，对老谢来说，这不算什么，高兴的时候，他完全有可能为了她买下整家店子。她说想去印度学瑜伽，老谢二话不说，办好签证，就从香港转机，飞到了德里。

印度是个神奇的国家，跟老谢理解的国外有很大落差，也刷新了他对出国这件事情的认知。以前去的都是发达国家，文明程度高，去了只是找地方喝酒、购物，因为他没有兴趣去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座城市背后的文化。因此也从来都得不到真正的尊重，不管出手多么阔绰，别人看他的眼光，总是带着一层颜色，就像在审视一位一夜暴富的低等公民。到了印度，感觉就不一样了，腰里揣着大把的卢比，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就像个国王，老谢有种陡然受到重视的感觉。倒是陶小柒，一下飞机就受不了，那个国家的脏乱远超她的想象，饮食也不习惯，闻到咖喱就想吐。一个星期不到，就嚷着要回国，瑜伽也不想学了。

老谢也不挽留，在他眼里，女人从来都是个变数。她唠叨几句，老谢就买张机票，将她送上了飞机。他一个人继续走。从德里出发，到北边的阿格拉、斋浦尔;再到中部的昌迪加尔、勒克瑙，然后到西部的孟买、钦奈，最后一站是南方的果阿。那是座海滨城市，以海滩和酒吧闻名，聚集着从世界各地来的无业游民。我去过一次，待了一个星期，认识了两位俄罗斯女孩，职业是理发师。她们让我知道了理发师还能上门服务，并且服务的内容只是理发。如今我还记得她们，偶尔想起，就会有两把闪亮的剪子伸出来，在我脑袋上咔嚓作响。

那座城市确实有点意思，适合老谢。到了那里，他就被迷住了，立马打电话过来，说果阿真是不错，他要待上一阵子。我毕竟有点经验，想跟他交代一些注意事项时，他已经把电话挂了。但无所谓，说实话，也没什么可担心的，狼行千里吃肉，老谢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吃亏。事实的确如此，在那座以自由和奔放闻名的城市里，他如鱼得水，玩得不亦乐乎，很快就认识了一堆朋友。其中有位瑜伽大师，是个神人，会隔空取物，空杯变酒。老谢很想学，但是难度太大，学不会，后来就花了笔钱，从神人那里学了一套古怪的瑜伽。回来后，整个人瘦了一圈，酒喝得少了，偶尔喝点，也浅尝辄止，非常节制，不似以前那般见酒就醉。他坚持吃素，也不杀生，没事就钻进冥想室里，打坐，或者练习那套古怪的瑜伽。有没有效果我不知道，但一段时间下来，老谢确实有所改变，只是这种改变过于突然，让我无所适从。因此，对他的言行，我总是疑虑重重。大清早就打电话叫我，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我也懒得去揣摩他出于什么目的，因为没准下一秒，他就会改变主意。他经常这样。

路上一直塞着，半个小时过去了，车子只前进了不到五十米。电话又来了，我终于按捺不住，下了车，抄就近的路，一路小跑，花了二十分钟，到了办公室。老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刚坐下来，气息尚未喘平，他就问我，想不想换种活法？我有点蒙，没听明白。他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尊从印度带回来的神像，据说是湿婆神的儿子，象头人身，开过光。说实话，我非常讨厌它，并非因为外形丑陋，而是在这尊异国的神灵面前，老谢像中了邪一样，神神秘秘，经常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我往往要琢磨半天，或者经他提示，才明白弦外之音。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美律的左总，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记得。老谢掏了支烟出来，点上火。从印度回來后，他就不抽雪茄了，因为他已经被陶小柒甩掉。这不奇怪，在深圳，有很多单身的女人，长得不错，也不缺钱，她们追求的生活，就是认识一些像老谢那样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把他们的胃口吊起来，然后再像扔掉一袋垃圾那样，毫不留恋地将他们抛弃。老谢抽了口烟，说，左总向我要个人。我说，要什么人？老谢说，一个他想要的人。我说，有什么事你直说。老谢说，还不够明白吗？我说，我没听明白。他说，你愿不愿意过去？这时我才清楚他的意思，并开始有些紧张。我说，不愿意。老谢说，你跟我几年了？我说，六年。老谢说，时间不短了，你就不想换个环境？我说，没想过，要换早换了。

我说的是实话，并不是多么在意这份工作，也不是离不开老谢，只是习惯了，就像被圈养的动物，在笼子里待久了，会产生依赖，哪天被释放出去，反倒不知所措。老谢提出这事时，我第一反应是抵触，然后是愤怒。我很想发火，但没发出来，因为一分钟之后，我被老谢说服了。那边给我的条件不错，年薪翻倍，年底有奖金和分红。当然，这不是打动我的主要原因，一无所有之后，对钱我反倒看得比较淡了，因为所求不多。真正让我改变主意的是，像我这么一个混吃等死的人，还有人开出不错的条件，这至少可以证明，我多少有点价值。

跟老谢的这些年，对于价值二字，我从未思考过。有种职业叫秘书，好听一点，叫总经理助理，这是针对女性。如果是男性，统一称为马仔，可以没有能力，但绝对要对老板忠诚。工作也简单，总的来说，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影子，老板向东，你也向东，老板向西，你就跟着向西，既要形影不离，又要尽量淡化自己的存在。在老谢身边，我充当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忠诚我有，一个人只要没有野心，就能安于现状。除此之外，我也还算有点能力，毕竟在这一行里干过八年。这是那次在海边露营的时候，左岸从我身上了解到的信息，他看中我，也不算意外。只是我不清楚老谢放走我的理由。商人重利益轻离别，这个我懂。但老谢未免也把离别看得太轻了，我们相处十几年，跟在他身边就有六年，他一点留恋的意思也没有。我答应了之后，他马上就把财务叫了进来，结清工资，然后派人把我送到了美律。

七

他的工厂在平湖。一般来说，实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都会有自己的工业地产。他当然也有，两栋厂房，两栋员工宿舍，一栋两层的写字楼，此外还有一栋钢结构的平房，应该是食堂。园区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很好。对面是华南城，深圳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主干道从旁边穿过，中间有条隔离带，由白铁皮围成，上面贴满标语，告诉人们地铁十号线正在修建。

老谢应该提前打过招呼。我刚下车，就看到一位胖子，像个球一样堵在门口，目光灼灼地望过来。他在等我。那天在海边，有过一面之缘，我记住了他，因为特征明显。让我惊讶的是，他也记住了我，一眼就认出我来。他走过来，简单聊了几句，就把我带到了办公室里。

胖子说，你坐。我走到沙发边，坐下来。要喝水吗？胖子问我。我说，我自己来。刚要起身，他已经取了只一次性水杯，在饮水机上把水打好了，递到我面前。他还是那么灵活。他说，左总在开会，你在这里坐一下。我说，好的。我接过杯子，喝了口水，感觉确实很渴，又连续喝了几口。然后我才想起来，应该跟胖子说声谢谢，但是没来得及，我把水杯放下时，一个肥胖的身影一闪，已经消失在门外。

办公室不大，目测不到五十平米。空调没有打开，但门窗通透，能吹进大量的风，倒也不热。我四下看了看，与老谢的办公室相比，这地方实在有点简陋。最里面摆了一张班台，近门处是套沙发和一张茶几。三面墙壁都是书柜，从摆放的书籍来看，并不是喜欢阅读，因为大部分是功能性的书，类似于字典，作用只是查阅。班台上也很空荡，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传真机，一部固定电适，此外就是几盆绿色植物，在四个角上摆着，是兰花，养得很好，还没开花，但看上去赏心悦目，让我顿时觉得办公室的简陋也显得十分合理。喜欢养兰花的都是雅人。当然，我除外，因为经常把兰花养死。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进来了，手里拿着几份文件，应该是报表。我赶紧起身。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他说。他走到班台后面，坐下来，把报表放在桌上，用手机压着。我说，没关系，我也刚到，没等多久。他指了指对面的一把椅子，说，过来坐。我走到他面前，坐下来。

与那天晚上相比，他脸上的线条更加清晰，五官也更立体，说话的声音仍然很温和，一直微笑着，不是礼貌，而是出于教养，就像是某种常年训练出来的习惯。跟那天晚上一样，我们还是面对面坐着，但氛围已经变了。那天晚上，隔在我们中间的是块餐布，以及一堆啤酒，我们可以像朋友那样，平视对方。而此时是张班台隔在我们之间，具有明确的辨识作用。我一坐下来，立马就意识到了，他是老板，我是员工。这种身份上的认知和确定，让我陡地生出一种敬畏来，同时也对他感到陌生。我再也无法将他与海边的那个男人联系在一起。

外语怎么样？他开口问我。我愣了一下，心想，这是入职前的面试吗？可是听他的语气，似乎又不像。他更像是要和我探讨某些问题。我说，英语还行，够用，也懂点日语，不多，能简单交流。他说，哦，日语也会，很好，怎么学的？我说，早年在日资公司工作过，同事里有日本人，经常交流，就学了点。他说，那你学习能力很强，我在深圳三十多年，没少和广东人打交道，也没学会白话。我说，那不一样，白话我也天天听，但不会讲，因为学了没多大用处。他点了点头，说，这倒是，学以致用嘛，用不上的东西，学了也是浪费时间。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桌上传来手机的震动，有人发来信息。他抓起来看了一眼，没什么重要内容，又放回桌上。然后拿起一支笔来，搁在手指上，不停地转着圈。他看着我，不说话。他的沉默和注视，让我如芒在背。一个年过四十岁的男人，还要接受面试，这着实令人尴尬。我在脑子里盘算着，接下来他可能会问到什么，并思忖如何应对。他提到了外语，门槛很高，让我压力陡增，我不习惯面对超出自身能力的期许。我以为接下来，他会问些与行业相关的事情，可是没有，沉默一阵子之后，他话锋一转，说，你跟我讲讲钓鱼。

我松了口气，压力顿时缓解，但同时也有点失落。好不容易找到点价值感，瞬间就瓦解掉了。我明白到，我根本没那么重要。他用高薪把我从老谢那里挖过来，也许只是为了找个合理的契机，来探讨我在那天晚上一直回避的话题。说实话，我仍想回避，但却不容回避。跟那天晚上不一样了，现在他是老板，我和他的聊天，是工作性质，背负了某种职责，职责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推卸。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在跟他讲钓鱼的事。我们从办公桌移到茶几旁边，胖子也进来了，在旁边负责泡茶。看得出来，他是真喜欢听，有时把滚烫的茶杯捏手里，也不知道烫。到了下班时间，他浑然不觉。这时我有点着急了。我停下来，说，左总，你把我叫过来，是想让我做什么具体工作？他说，这个不着急，你继续讲钓鱼。他的兴致仍然很高。但我实在不想讲下去了。长时间持续说话，艰难程度跟跑马拉松差不了多少，不仅考验表达能力，同时也是意志上的较量。我确实很累，思维和逻辑都已经混乱，只是不好意思停下来。

就在这时，老谢帮了我一个大忙，他的电话来得很及时。我口袋里传来震动，赶紧拿出手机，接通电话。听到老谢的声音，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问我在哪里，让我赶紧去公司开车，送他去机场。我想，老谢一定还停留在惯性里。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接到他的电话，就有种想为他鞍前马后的冲动，毕竟跟了他六年，形影不离，已经互为依赖，突然分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我说，我在美律。電话那边想了想，才记起我已经不再是他的员工，就说，那就不麻烦你了，我另外找人。

为了拖延时间，我故意说了些废话，弄得老谢有点莫名其妙。等电话接完。左岸的兴致果然也冷却了，看了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不好意思，占用你下班时间。我说，没关系，我别的没有，就是有时间。他笑了笑。我松了口气，站起来，发现手心里全是汗，身上也是。我往窗外看了看，天色已经暗了，背阳的地方，有灯光亮起。楼下的那条马路正在塞着，无数车辆挤在一起，杂乱无序。这时候，晚风从窗口吹进来，我闻到空气中有股兰花的芬芳。

八

年轻时，我评价过很多人，也被人评价过，都不准确。那时年轻气盛，阅历少，不知深浅。人性何其复杂，又岂是谈笑间就能说清楚的？如今一晃，到了不惑之年，阅历比年轻时大有增长，看人看事，也透彻了许多。我却不再评价别人，同样，对来自他人的评价，也不以为然。但是，我想说说老谢。一直以来，我对本土人有种莫名的偏见，也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总觉得他们一无所长，只不过有些运气，寄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那些轻易得来的财富，就像天然的有机肥料，滋养着他们的懒惰、肤浅，甚至是愚蠢。我很少有本土朋友，因为不屑于结交。但老谢是个例外，虽然我同样瞧不起他，可是一个人如果很有钱，你再怎么瞧不起，也得承认他身上有些你所不能及的优点。老谢的优点是，平时看起来草率，甚至荒唐，但是在关键的事情上，却从不含糊。他手底下产业众多，可无论物业还是工厂，甚至是那些很不起眼的连锁店面，都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既有本土人的懈怠和浮躁，又有商人的精明和沉着，这两种近乎相悖的品质，在他身上能够共存，并达到一种完美的分裂。

到美律之后，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我突然被迫跳槽，其实是老谢和他之间的一种交易——他要人，老谢要订单。这多少有点伤及我的自尊，感觉自己成了件物品，跟一棵白菜，或者一斤猪肉没什么两样。老谢要订单我可以理解，从印度回来后，他变化确实不小，像打了鸡血似的，给人一种奋发图强的感觉。可是我的这位新老板，却让我十分费解，他高薪挖我过来，却并没有予以重用。那天谈过话后，我便被晾在一边，既没有给我明确的职位，也没安排具体工作，只是把我交给胖子，让胖子带着我，在车间里转转，说是熟悉工厂情况。

他的工厂确实不小，两栋厂房，都是五层，使用面积在三万平米以上，没有一寸空间闲置。顶层是仓库，其余楼层全部用于生产。共有八个车间，分别是塑胶、绞铜、五金冲压、线材押出、SMT贴片、扬声器组装、注塑成型、耳机成品组装，加起来，就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在耳机这一行里，这样的情况很鲜见。一般来说，生产零配件的工厂，大多是OEM性质，翻译过来，就是来料加工，杰出的代表有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没有多少研发成本，风险较小，利润相对也低，关键在于人工成本的控制，讲究制程精细化、专业化。因此，能够拥有整条产业链的代工企业，少之又少，美律能够做全，是因为有稳定的订单支撑。

他最大的客户叫景立，老板是湖南人，跟他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两人一起创业，在华强北租了个柜台，往东南亚卖山寨机。也是运气好，赶上山寨机爆火，赚钱的速度，比印钱慢不了多少。有了第一桶金，就开了家工厂，生产山寨机，两年就做大了。然后碰到市场整改，三打两建，山寨机是重点对象，做不下去了，他们便趁机分了家，这也是绝大多数合伙人的必然结果。他同学继续做手机，并成功转型，创建了景立这一自主品牌;而他则选择求稳，做手机配件。那几年国产品牌发展迅速，不到五年，景立就在创业板成功上市。他也跟着沾光，耳机全由他做。

关于创业这部分，来自胖子的口述。逛车间相当无聊，需要更无聊的事情来抵消，比如聊天。每天转一圈之后，胖子就找地方坐下来，跟我讲些车间以外的事情，把时间打发过去。虽然他的表达能力非常糟糕，但我愿意听，因为我比他更加无聊。毕竟开过八年工厂，又帮老谢打理了两年，车间里的状况，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流水线的运转、机器的轰鸣，就像某种警示，时刻会刺激到我，让我想起过去的失败与不堪。每次进到车间，我就仿佛是一位战败的老兵，又回到了曾经的战场，闭上眼睛，就是折戟沉沙的画面，以及一地尸骨。转了几天，我就提不起兴趣，不想再进车间了。胖子顺着台阶就下来，说天天转来转去，确实没什么鸟意思，他早就想撤了。然后真的丢下我，撒腿就跑了，非常的突然，但可以理解，每天身后跟着个人，就像背个包袱，他累得慌。

如此一来，我便彻底成为闲人，连马仔都算不上。跑腿打杂，有胖子抢着去干。他心明眼亮，手脚勤快，比我更适合这类工作。有时见他忙不过来，我想帮他一把，他反倒十分抗拒，就像吓了一跳似的，转过头来，警惕地望着我，脸上有种莫名的戒备，就仿佛我是个入侵物种，会危及他的岗位。这是年轻人的通病，缺乏安全感。很多年前，我也跟胖子一样，脑子里总是装着一些并不存在的假想敌。其实大可不必，有时候，我们在意的东西，他人未必在意。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位勤劳的胖子。他毕业的那所大学很有名，学的是高分子材料工程学。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高尚的专业，应该在高科技领域里待着，而不是鞍前马后，受人驱使。可是胖子很满足。他们这代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太乐观。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有些同学甚至还在骑着电动车跑外卖。每次只要想想他们，他就会觉得命运对自己已经很眷顾。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肥胖了，因为心态好，一个人如果以下限为参照，就会过得幸福。这种幸福给了他工作的激情，让他十分积极。他的积极，导致了我的空虚。

九

大概一个月以后，我的新老板才想起我来。这天早晨，我去上班，从厂门口经过时，正是打卡时间。员工排成长队，卡钟嘀嘀响个不停。看着这些从清晨开始就忙碌的面孔，我心情十分复杂。以前觉得不用打卡，是种优越，被闲置一段时间之后，我却开始羡慕这些排队打卡的人，他们至少有清晰的目标，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我毫无目的可言，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去思考如何打发无聊。这很煎熬。我可以接受失败，因为造成失败的原因很多，除自身能力之外，还有环境和机遇的影响。但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吃闲饭，这会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像个废物。

因此，当胖子出现在我面前，向我传达老板的指令时，我有点惊喜。那天把我扔下之后，已经有好些日子，我没见着他了。他又胖了一些，穿着件特大号的红色卫衣，胸前和腹部仍显得紧绷。脚上是双新款的李宁牌球鞋，鞋面崭新，后跟却已经烂了。毕竟两百多斤的体重压着，干的又是跑腿的事，他的鞋子从来都穿不过两个月。他还是很灵活，一见到我，就像堵墙一样，迅速地移了过来，挡在我面前。他说，左总叫你。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我问他，谁叫我？他重申了一遍，说，左总叫你，找你有事。说完一转身，又跑不见了。他总是很忙，即使没什么事情，也会装出日理万机的样子，就好像只有忙碌才能体现他的价值。

我一路小跑，到了写字楼。总经理办公室在二楼，靠着角落，位置十分隐蔽，因此显得低调。门是开的，我走进去，他还没到。也有可能早就到了，在忙别的事情。门窗闭了一个晚上，空气有些闷，我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这时冬季已经到了尾声，寒流翻过了梅岭，来到深圳，几场冷雨之后，这座城市陡然间便有了冬天的气息。风是硬的，撞到脸上，像刀子割着。吹了一会，我受不了，只好又把窗户关上。班台上的兰花已经盛开，十分惊艳，应该是喜寒品种，他养得很好，满室馥郁，闻着让人有种治愈般的舒畅。说到兰花，我也有意外之喜，正在养着的那盆，竟出乎意料地开了花，这是有始以来的第一次。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只是我实在太闲，有更多的时间去打理。过了一会儿，有脚步声过来，到了门外。紧接着他就进来了，身后跟着个人，走起路来一颤一颤，连后脑勺都在抖，带着饱满的肉感，是胖子，腋下夹着两个狭长的胶盒。办公室有点小，他带着这个庞然大物塞进来，立马显得拥挤。我赶紧闪到一边，把空间让出来，打了声招呼，我说，左总早。他笑了笑，说，早啊。然后他走向班台，从墙边拎起一只喷壶，围着班台，转了一圈，给几盆兰花喷水。空气中，那股幽香更浓郁了，我鼻腔过敏，想打喷嚏，又怕影响不好，只好竭力忍住。

等浇完水，他坐下来，开始整理并审阅桌上的报表。胖子看我一眼，把两个盒子放在沙发上，说，你把它组装好，一会儿左总要用。说完就出去了。我看了看，是两套达亿瓦的钓具，世界驰名品牌，产自日本。我很熟悉。因为我曾经也有過一套，十分钟爱，后来不钓鱼了，便忍痛割爱，扔在了海里。但对它的记忆却无法扔掉，有很多次，我在梦里回到那片海域，想将它捞起，可是一次也没成功过。何莉从我身边离开之后，我的生活便十分凌乱，梦也支离破碎，无法形成完整的情节，每次捞着捞着，那片海域就随着梦境一起散掉了。

我把钓具拿起来，盒子打开，将鱼线、鱼钩、铅坠、浮标等部件拿出来，按组装的顺序，一样样摆好，检查是否有所遗漏。做这些事情之前，我以为自己会很抵触。但奇怪的是，我触摸到这些东西之后，竟十分平静，甚至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我突然发现，这些年来，其实我所忌讳的，只是那段不堪的经历，并非钓鱼本身，也无关钓具。我把鱼线拿了出来，开始处理。这是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只需要手巧。关键在八字结的打法，即要美观，又要使连接稳固。以前的经验还在，算轻车熟路，我很快就将几个结打好了，再连上浮标、铅坠，组装就算完成了。但这只是个初步，要想成为一套称手的钓具，还远远不够。每套钓具都独一无二，具有不同的手感、韧性等特质，只有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与之相互适应。我拿起一根钓竿，持在手里，测试它的重量及柔韧性。天气很冷，一种来自金属的冰凉刺激着我。我加了把劲，攥得更紧一点，让掌心里的那股冰冷逐渐消散，变得温暖起来。这时，我突然感觉到有种东西，就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复活过来，并开始生长。

试完一根，我再试另一根，然后两根交替，重复着试了几次，手感都还不错。我把鱼竿收起来，装回盒里。我说，左总，可以了。他从那堆报表中抬起头来，说，是吗？这么快？我说，这牌子我以前用过，很熟悉。他放下报表，离开班台，移步到茶几面前，在沙发上坐下来，看了看我，说，辛苦了，你也坐啊，别那么拘束，放轻松点。我说，好的。我确实非常紧张，腿又酸又麻，因为一直站着，并以站立的姿势，完成了两套钓具的组装。我揉了揉腿，等那阵酸麻过去，才坐了下来。这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一大块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铺在地上，明媚却很虚弱，驱不散空气中的寒意。我暗自调整心态，做了几次深呼吸，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可是没什么效果。坐下之后，面对着他，我反倒更加紧张了，也很忐忑，担心他会像上次那样，让我讲钓鱼的事情。我实在不想再讲了。因为再精彩的故事，也会像根甘蔗，咀嚼一遍之后，便索然无味。

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未提及钓鱼，甚至连装好的那两套钓具，也没急着去检查。他只是扫了一眼，就打开电磁炉，把水烧热了，开始泡茶。他应该疏于茶艺，动作有些忙乱。倒茶时，盖子经常翘起来滑到一边，让茶汤溢出来烫到手。我说，还是我来吧。他说，你会吗？我说，还行。他说，那就你来，我确实不会。他站起来，抽了几张纸巾，把手擦干净了，与我换了个位置。一般来说，不会泡茶的人，往往也不怎么喜欢喝茶。我冲过三泡之后，他就放下了杯子，不再喝了。他问我，你来多久了？我说，一个月吧。他说，感觉怎么样？我想了想，说，不怎么样。他说，有什么困难吗？我说，因难没有，就是一直没安排工作，太闲了，不习惯。

他笑了笑，说，就因为这事？我说，是的，我受不了清闲。他说，不着急，好钢得用在刀刃上。他拿起一套钓具，打开盒子，把鱼钩捏在手里，看了看，又拉扯了几下，以确定是否稳固。技术很好啊，他说。他很满意。我说，只是比较熟悉，谈不上什么技术。他放下钓具，望了一眼窗外，说，天气不错，陪我去钓鱼吧。我愣了愣。他说，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站在那里，脑子木木的，半天转不弯过来。等了一个月，我的工作却是钓鱼，这很荒诞，也很讽刺。但我无法拒绝。因为闲得太久。我想起儿时，有段时间，我很挑食，不肯吃青菜，母亲对此毫无办法。父亲看到后，二话不说，就把碗里的饭菜倒掉了，饿了我整整两天。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挑过食。后来我知道，那叫饥饿疗法。他把我闲置一个月，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十

我们从工厂出发，一个小时之后，到了石凹水库。我把车子停在堤邊，熄掉火，下车打开尾厢，把两套钓具拿出来。他从另一边下了车，站在堤上，贪婪地呼吸着从水面掠过来的空气。这是我第一次钓鱼的地方，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老谢把我带到这里的那天开始，我的生活便清晰地裂开，钓鱼之前和钓鱼之后，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自己。我无法确定我更喜欢哪种生活，也无法确定哪一个自己更好。

有段时间，我试图将这个水库从记忆里剔除，却发现只是徒劳，因为任何事情或者事物，当你强迫自己去忘记时，只会加深对它的印象。后来我不再刻意遗忘，它在我记忆里反倒淡了，就像灼伤后的疤痕，随时间推移，会一点点黯淡。此刻故地重游，我对这个水库已经陌生。当然，也可能是季节原因。冬季到来之后，水库瘦了一圈，水位大幅下降，水草裸露出来，在过量的光合作用下，渐渐枯萎。岸边镶着一圈黄色，就像道标记，划出水量丰盈时的水位。

当年的那条小路还在，我领着他，从堤上下去，到了草地上。阳光很好。有风从阳光里吹来，让人感觉到抚摸般的舒适以及温暖。这便是深圳的冬天，室内再怎么阴冷，到了户外，迎着太阳，就能触摸到春天。

我装上钓饵，选择一处水深的地方，下好竿，把固定架插好，钓竿支在岸边。这样我就可以腾出手来，去帮他把竿下好。但我转头看时，发现他已经把竿下好了，正持着钓竿，盯着水面。我有些意外，他不像是位新手。但是他告诉我，以前确实从未钓过鱼，上饵和下竿的方法，是临时抱佛脚，从抖音上看了几段视频之后学到的。我也经常刷抖音，跟里面的一些视频学做菜、养兰花，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很多人的分享，只是私人经验，不适合大众。

我算了下，从扔掉钓具到现在，已时隔七年。七年之后，我再次拿起钓竿，坐在了水边，心境却不一样了。当年是爱好，现在是工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落差，让我难以静下心来。我总感觉那根钓竿蠢蠢欲动，似乎随时想从我手里逃走。但是没过多久，我就适应了。因为他很安静。他稳稳地坐着，盯着水面上的浮标，十分专注。他的专注感染了我。我迫使自己安静下来，忘掉以前的阴影，慢慢沉浸到垂钓的氛围里去。其实也不难，所谓的阴影，只是你在忌讳某件事情时的一种心理反射，当你敢于正视时，它就不会存在。

坐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钓鱼的乐趣在哪里？我想了想，说，乐趣在鱼被提出水面的瞬间，你会产生一种亢奋，就像射精一样，被释放出来。是吗？这么神奇？他望着我，眼神里多了种渴望。但我知道他兴趣点不在钓鱼本身，而是我充满性暗示的描述，引发了他的好奇。

接下来不再说话。我们静坐着，等鱼上钩。他甚至连呼吸也小心翼翼，努力控制着频率和气息，生怕惊动了水下的鱼。水库还跟当年一样，水质很好，靠近岸边的水域，阳光一照到底。当然，也仍然没什么鱼。眼看着就到了中午，阳光由斜照变成直射，草地上热了起来。他把外套脱下来，放在一旁。浮标纹丝未动，但他并不着急，保持着一位垂钓者的良好耐心。倒是我有点坐不住了。我毕竟有过几年垂钓的经验，鱼类再匮乏的地方，我也能采取有效的方法，让它们聚集起来。我回到堤上，从车里拿了两包窝料下来，在他下竿的地方，打了个窝子。这是一种来自台湾的窝料，鱼吃下去，不会撑饱，只会盲目兴奋，产生强烈的饥饿感。你得佩服人类的智慧，这个站在生命链顶端的物种，为了达成猎取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不到半个小时，窝子就发起来了。水面有成串的气泡冒出来，这是鱼群在水底移动的信号。我提醒他，有鱼来了。他点了点头，没说话，嘴唇紧抿，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有鱼开始试探，浮标偶尔颤动一下，在水面荡出一圈圈细密的波纹。他有些紧张，浮标颤动几下之后，就起竿了。不出所料，提了个空。从这点来看，他确实是位新手，还没有学会把握起竿的恰当时机。他过于急迫。他重新下好了竿，坐下来。我教了他几个基本的知识点，比如：在什么位置下竿，什么时候起竿，以及如何根据浮标的动态去判定一条鱼是否已经上钩。

他认真听着，并很快就显示出了在这方面的天赋。第二次，他便成功了。浮标沉下去之后，他手腕一抖，鱼竿被一股反作用力拉了一下，鱼线一下子绷得笔直，紧接着鱼竿弯下来，绷出一道美丽的弧形，给人一种沉重的力量和美感。他没有立即起竿，而是让鱼带着丝线，在水中慌乱地奔逃，他享受着那种控制的乐趣。过了好一阵子，那条鱼实在是游不动了，他才起竿，将一尾白色的鲫鱼提到了岸边。这时鱼已经精疲力竭了，一动不动，就像个道具，安静地躺在草地上。

他走过去，把鱼解下来，扔在网兜里。他说，你说得不对，钓鱼最大的乐趣，并非在提上来的瞬间，而是鱼在水下的时候，你可以控制它，这时你会感觉自己像位君王，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对他的说法，我不认可，可也没法反对。钓鱼之所以具有魅力，就是因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不同的乐趣。我的兴奋点是把鱼甩出水面，而他的乐趣，则在于满足控制欲。这很正常。

此后他又钓起了两条，每次起竿，都像在享受一道美食那样，细细品味，不肯浪费一丝一毫。这样的方式钓不了几条鱼，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水下。没过多久，窝子的效力便消失了，鱼群也跟着散掉。浮标复归寂静。我想重新再打个窝。他看了下表，说，不用了。他是个很节制的人，尽管仍在兴头上，还是收了工。他把网兜提起来，看了下，一共三条鱼，都不大，最重的不超过半斤。但是对初学者来说，这样的收获已经不错了。他很满意。

我收好鱼竿，装进盒里。他走向水边，蹲了下来。我以为他要放生。可是当我走到堤上把鱼竿放进车尾厢里，再回头看时，却发现他已经把鱼摔死了，正拿着一把瑞士军刀，在给其中的一条剥皮。手法十分娴熟，很快就完整地剥了下来，取出内脏。紧接着又去处理另一条。转眼之间，三条鱼就变成了三块鱼肉，他提在手里，粉色的肉质裸露着，有种血肉剥离的残酷。这时我才发现，这个看上去温和的男人，性格中暗藏有杀戮者的本性。这让我感到悚然。人类进化的最大成就，就是创造了文明，从而与动物区分开来。嗜血、暴力，都是返祖现象，是人性的至暗面，给人刺激，也让人疯狂。我不喜欢暴力，但也没资格说他什么。因为事实上，钓鱼本身就是一种猎取，等同暴力。不管放不放生，我早已是个施暴者。

处理完鱼，他回到堤上，生起一堆火来，三张鱼皮放在一边烤着。车尾厢有烧烤工具，他拿出来，用签子把魚肉串上去，在火苗上匀速地转动，很快就将鱼烤熟了，香气扑鼻。他递了一条给我，我拿在手里，下不了嘴。我知道他精于厨艺，鱼烤得很好，呈现出一种诱人的焦黄色。但是以我的经验，没有佐料，只是好看，不可能好吃。可他吃得津津有味，就像品尝佳肴一样，认真地对付着，哪怕是一点点肉，也仔细剔除干净。那条鱼在他嘴里，慢慢变成了一具完美的鱼骨。我在一旁看着，不断吞咽口水，不是嘴馋，而是他对待食物的那份认真，激发了我的饥饿感。他吃第二条时，我把手里的那条也吃掉了，其实味道不错，很鲜嫩。扔掉鱼骨，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他的同谋。这时候，鱼皮也干了，他小心地卷起来，装入一个塑料袋里。过了一会儿，又拿出来，拉扯了两下，裂了，就连袋子一起，扔在了草地上。

十一

迷上钓鱼之后，他就不再管理工厂了，大小事务全扔给胖子，成为一位彻底的甩手掌柜。从他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在钓鱼这条路上，他甚至比我还要痴迷，还要走得义无反顾。这让我非常不安，但也不好多说什么。他是老板，我是员工。我提出的任何建议，只要不符合他想法，就会有僭越的嫌疑。我的职责就是跟在他身边，当好一位陪钓的角色。这点我勉强能够胜任。这半年时间，我陪着他，跑遍了深圳以及周边所有允许钓鱼的水库。他是那种天生的钓者，很快就掌握了钓鱼的所有技巧，并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很多技术已经在我之上。比如说，他能够根据水质、季节，以及气候，准确地判定某片水域是否有鱼;还比如说，起竿时，他只要看一眼浮标的运动轨迹，就能断定咬钩的鱼是什么种类。这都是他摸索出来的。他是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

钓鱼的时候，他非常专注。每次在水边坐下来，就像老僧入定，自始至终沉浸在一位钓者的状态里。说实话，我有点担心。并非担心他对钓鱼沉迷，而是担心老谢。这半年里，老谢趁他松懈的机会，从胖子手里，像疱丁解牛一样，把一些小客户悉数转走。我了解老谢，这位头脑精明的商人，在亲兄弟面前也能拔出菜刀。他一旦盯上了某个目标，胃口肯定不只是那几个小客户。我总觉得老谢心怀鬼胎，暗地里在布一个什么局。我旁敲侧击，提醒过他，让他注意老谢。可他反倒劝我，要我把心态放宽，不要看谁都像坏人。他告诉我，新劳动法颁布之后，员工最低工资标准一涨再涨，代工类的企业已经举步维艰。他必须控制规模，扔掉一些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的订单。老谢转走的那些客户，正是他想要扔掉的，这没什么不好，他和老谢双赢，不存在算计，是我想多了。也许他说得没错，这些年我确实活得过于警惕。这是一种病态心理，来自于前妻对我的背叛，那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我看什么都像阴谋。

有一天，我们钓鱼回来，车子驶离高速之后，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我踩住刹车，让车子停下来。这时他突然问我，你跟我说说，用鱼皮能做成风筝吗？我愣了一下，这问题相当突兀，我闻所未闻。但很巧的是，我恰恰对鱼皮的鞣制工艺有所了解。那年我们去俄罗斯，途经东北，在松花江边上的一个村子里，逗留了一段时间。那是冬天，村子里住着一群赫哲族人，以捕鱼为生，喜欢穿一种用鱼皮制成的衣服，来抵御冬季的严寒。有天早晨，我从客栈里出来，整条松花江都冻上了。那个清晨通透而又坚硬。我走在冰上，突然一阵银光闪耀。我看到一群穿着鱼皮的人，排成长队向我走来，场面十分壮观，就仿佛神话里的一群人鱼突然现身。那是支捕鱼的队伍，领头的是位中年汉子，脸上有种被北风刮出来的粗粝，非常热情，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交谈几句之后，便让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接下来的时间，我每天都和这伙赫哲人待在一起。我迅速融入他们的生活，见证了他们是怎样在数九寒天从冰下捕鱼，又是怎样利用祖先传承下来的智慧，把鱼皮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制成质地上好的衣服。

我问他，你知道赫哲族吗？他点了点头，说，听说过，松花江边上的少数民族？我说，是的，只有冰天雪地的环境，才能磨砺出那样一群坚忍不拔的人。他说，他们跟用鱼皮做风筝有什么关系吗？我告诉他，赫哲族人有种神奇工艺，能将鱼皮制成衣服。是吗？他来了兴趣。这时红灯熄了，绿灯亮起，他让我把车子开过十字路口，停到路边的一个商场前面。然后，他打开车窗，讓风通着，摆出一副渴望倾听的表情。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听人说话，都非常认真。

我看了一眼车窗外面，人来人往，商场的正面挂着一块巨大电子显示屏，滚动着一些由当红明星代言的广告。在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地方，我却要跟他讲一种类似于远古部落的生活，这让我感觉相当奇怪。我整理好思路，跟他讲起那个冬天的事情，尽量描述详细。我认为自己讲得足够精彩，可他的兴趣不在于此。他的脑子里，始终装着一只奇怪的鱼皮风筝。我刚讲了一分钟不到，便被他打断。他说，鱼皮既然可以做成衣服，那一定也能做成风筝。我只好从赫哲人的故事里出来，接上他的话题，我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鱼皮都能用。

有什么讲究吗？他问我。我说，做衣服用的鱼皮，需要足够的强度和韧性，在这一点上，大鱼比小鱼好，海水鱼比淡水鱼好。这话一说出来，我就有些后悔。因为我提到海鱼的时候，他立马想到了大海，从而触发了海钓的动机。从他的目光里，我看到一种幽蓝的渴望在漫延，就像海水一样，深不可测，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反照。如我所料，他提到了出海。他说，钓了这么久的水库，哪天我们去试试海钓。说完他看着我。我断然拒绝。这时是秋季，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我无法判定确切的风向。对出海来说，这是一种很不稳定的信号，台风说来就来。况且，我也不想再沾上海钓。对我来说，那片蓝色的水域就是个不可见底的深渊，一进去就会迷失，无法回头。我告诉他，在钓鱼这一行里，海钓被称为蓝色的海洛因，意思是你只要沾上了，就没有不上瘾的。他说，是吗？然后就不说话了。他总是这样，意见无法达成一致，便保持沉默。说实话，我害怕他的沉默，因为沉默比回击更有力量。

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商场。他跟我换了位置，让我坐到副驾驶座上，他自己开车。这不奇怪，每次出去钓鱼，车子开到半途，我们都会换手，防止疲劳驾驶。奇怪的是他没回工厂，而是拐上了一条反向的路。他说，你要是累，可以休息一会。我确实有点累了，就闭上眼睛。他把车开得十分平稳，就像他的性格，给人一种舒适和安全感，即使在最坎坷的路上，也不用担心任何闪失。我很快就睡着了。

醒来后，车子到了他家门口。一栋自建的欧式别墅，四周有低矮的栅栏，象征性地护着，有股田园风味从栅栏间渗漏出来。从大门口进去，是条卵石路，将院子切成两块。一边是草坪和花圃，另一边是块菜地，用低矮的篱笆围着，打理得很好。一位老人蹲在地里，给一垄长势良好的番茄剪枝，年龄七十上下，背心，短裤，短发，脸部的线条很清晰，显得精神抖擞，有人进来，也不抬头看，眼里只有土地和植物。根据长相，我一眼就认出是他父亲。

父子俩关系应该不好，进院后，他没跟老头打招呼，只是瞟了一眼，就带着我，穿过小路，进了家里。虽然没有交锋，但隔着空气，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对峙的味道。我与父亲也是如此，偶尔打个电话，总是说不到两句话就挂了。我父亲是位乡村教师，教出过很多优秀的学生，他搜罗那些学生的长处，打造成一个理想的模型，想将我的人生安放进去。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尽管他自己的一生过得非常糟糕，却希望我变得更好，怎么也得按处级干部的标准来活着，而不是像个浪子一样漂在深圳，被一段破裂的婚姻埋葬。在父亲看来，这是男人的奇耻大辱。我努力辩解，但毫无效果，因为我无法动摇他坚守了一辈子的道德准则。这老头与我父亲同龄，想必也有着跟我父亲一样的准则，甚至还要倔强。但我实在想不通他对儿子的不满来自哪里，无论从哪方面看，左岸都称得上出色，比我要成功得多。

他家客厅很大，几组大件的红木家具，再加上十几件木雕和石雕，摆下去依然显得空荡。有架楼梯旋转着通到二楼。一位老太太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见我们进来，把眼镜钩下一点，目光从横梁上越过来看我，朝我笑了笑。她的笑容很慈祥。此外就是一位中年妇女，戴着口罩，正在擦拭一盏落地台灯的灯罩，应该是家里的保姆。说实话，如此大的空间，就住这么几个人，着实有点冷清。他的家庭情况胖子跟我讲过。他单身，有个儿子，十四岁，太太在几年前去世了，因为儿子的原因，没有再娶。在胖子眼里，他是个重情之人。但我不这么认为。他不娶，只是不需要。一个人忙于事业时，对情感的需求会非常淡薄。

跟老太太打过招呼后，他把我带到书房里。一位少年坐在电脑面前，正在看一部关于海洋动物的宣传片，屏幕上是个空中水族馆，几只巨大的魔鬼鱼露着白色的肚皮，在一群人的头顶上来回游弋，宽大的幅翼展开，就像飞在天上。少年很胖，从侧面看，轮廓有点熟悉。我想到了胖子。体形，长相，都很酷似，这不奇怪，本来就有血缘关系。但是仔细一看，又有所不同。胖子脸上透着机灵，而这位少年就仿佛一个巨婴，体型已经成年，脸上却保持着儿童的稚气，无法跟上身体成长的速度。他说，我儿子，喜欢魔鬼鱼，不能在家里养，我就想给他做面鱼皮风筝，像那里面的魔鬼鱼一样，可以飞到天上去。他指了指电脑屏幕，然后叫了一声：儿子。那少年转过头来，愣愣地看着他，面无表情，就像个雕塑。过了片刻，脸上才抽搐似的动了一下，十分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

看一眼我就知道，少年发育不太正常，眼距过宽，眼皮斜吊，两片嘴唇像猿人一样往前突起，嘴角边挂着一线口水。这是明显的智障特征，先天性多条染色体，或者后天得过脑瘫一类的疾病。具体什么原因造成，他没跟我讲。也许在他看来，儿子就是儿子，跟别的小孩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确实是这么想的。桌子上有本画册，他拿过来，递给我。你看看，他画的，他说。他的脸上透着骄傲。

我接过画册，很沉，翻开来看了下，有些震惊。两百多页纸上，全是魔鬼鱼。形形色色，有大有小，有单条的，也有成群的，有的飞在天上，有的游在水中。每一条都栩栩如生，无论线条、构图、造型还是用色，都达到了专业水准，不像出自智障患者之手。这时我已经隐隐猜到，他儿子的智障是后天造成，很大原因是由于家长的失职和疏忽，这也可以解释菜地里那位老头的不满。少年在生病之前，一定有过对魔鬼鱼的美好记忆，因此，他的世界尽管变得混沌，却仍有一小片珍贵的空间，像水晶一般，闪着光，清晰地保存着那份记忆。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做一面鱼皮风筝了。这样充满童趣的产物，显然是为了守住儿子的那份记忆，同时也对他在陪伴上的缺失有所弥补。如此一来，他出海的决心，便不可阻挡了。说实话，我有些感动。在我印象里，事业有成的人，往往都是些自私和冷漠的家伙。而在这个下午，我见到了他身为父亲的一面，十分温暖。与此同时，也是在这个下午，我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因为我没法说服自己跟他出海。如果我还有底线，那么，海钓就是。我不想再陷入那个蓝色的深渊。

十二

第二天，我辞了职。递交辞职报告时，他有些诧异，但没有挽留，脸上也看不出有什么遗憾。他只是把那份辞职报告书接过去，看一眼，拿起笔来就签了字。这很正常，对于一个有几千员工的工厂来说，每天都有人入职，也有人离职。工厂从来都是个如流水一般的地方，我跟他们一样，只不过是人事异动中的一分子。就算钓鱼，他也已经不需要我了。我也许是位合格的员工，但绝对不是合格的钓友，因为我即使克服了心理障碍，也无法跟他一起融入到垂钓的那种愉悦中去。我也无法再教他什么，在钓鱼方面，他懂的已经比我要多。

没过多久，他就出海了。游艇是老谢借给他的，这件价值两百多万的奢侈品，被扔在港口闲置了近三年之后，总算又派上了用场。我必须承认，老谢是个慷慨的人，尽管慷慨背后总是藏有目的。他当然也能看出老谢的目的。他是个生意人，阅人无数，世道人情洞若观火，只是不太在意。一个人一旦迷上海钓之后，眼里便只有那片深蓝的颜色，以及由无数鱼类组成的水下世界。这一点，我早有领悟。

辞职之后，我依然很关注他。在微信里，他會发些照片和文字，展示他走入海钓之后的生活。他常去的地方是个离岛，离大鹏半岛约十海里。以前海钓的时候，我去过几次。模样我还记得，由珊瑚礁组成，涨潮的时候，会瘦成一弯月牙的形状，等潮汐退去，又会丰腴起来，形成一个环状的小岛。岛中间是个潟湖，水平如镜，夜晚用灯光探照，会有发光的浮游生物竞相闪耀，如同一片颠倒的星空，缤纷，却又宁静。他白天出海，晚上把船停进潟湖，这样比较安全，不管外面风浪多大，潟湖中总是静如止水。钓鱼的同时，他也在制作那只鱼皮风筝。每钓到合适的鱼，就把鱼皮剥下来，经过捶打、鞣制之后，变成一块柔软的皮料，再用铆钉枪把皮料钉在骨架上面。骨架由碳纤维材料做成，扎成魔鬼鱼的形状。

两个月之后，这只鱼皮风筝就成型了，他挂在船尾，迎风飘着，看上去，就像一只魔鬼鱼飞到了空中。至此，他对儿子的心愿已经完成，但他并没有终止海钓。我说过，海钓就是个深渊，一旦陷进去，就很难再走出来。他也无法避免。尽管他是个很节制的人，但任何节制到了海钓面前，都会变得不堪一击。那面风筝做好之后，他接着又开始做另一面。当一面又一面的风筝挂在船尾时，他的行为已经溢出了父爱的边界，风筝形成了某种无限循环，让他的海钓变得无穷无尽。但是他很快乐。我理解他的快乐，因为我曾经也有过那样的生活。那是一种修行般的超脱，会将你与这个世界完整地切开。如我所料，不久之后，他离开那座小岛，去了别的地方。然后，他突然就从朋友圈里消失了。我不知他去了哪里，海洋是个非常宏大的地理概念，远非陆地可比，任何人走进去，都会失去存在感，成为沧海一粟。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看到过他发的照片。他的微信、QQ、微博都陷入瘫痪状态。一个迷上海钓的人，压根也不需要这些。奇怪的是，尽管他无声无息，却始终像个影子一样，跟随在我们的生活里，仿佛从未离开过。因为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并未参与，却与他息息相关。那一年，老谢以十分优惠的价格，从胖子手里收购了他的工厂。这证明我的猜测完全正确，从头至尾，老谢都在布局，他才是一位真正的钓鱼高手，而我是那块钓饵，我将左岸引入海钓的同时，老谢也在暗地里钓起了一条大鱼——收购了他的工厂。

这让我有种强烈的负罪感。有段时间，我不愿意和老谢说话。老谢对此相当恼火，说我就是个猪脑袋，生意场上无父子，装什么圣人，我这样的人就活该破产。在商言商，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我还是无法释怀，总觉得老谢这事做得不太光彩，而我自己，则为他的不光彩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可是不到半年，我就改变了这一看法。景立的老板出事了，据说是去澳门玩的时候，迷上了豪赌。企业家一旦成为赌徒，会比常人更加疯狂，因为商业上的成功，本身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豪赌构成。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输光了所有的家产，挪用公款达十几个亿，被送上了法庭，锒铛入狱。那一年，景立宣布破产。最大的客户没有了，老谢接到手里的工厂，顿时变成一个空壳。这让我对左岸有了新的认知。作为大学同学，以及曾经生意上的合伙人，他对景立的老板知根知底，必定早就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机，因此趁着老谢布局的机会，将计就计，在景立破产之前，把工厂卖给老谢，完成了金蝉脱壳。如此一来，他和老谢，到底谁是钓者，谁是鱼，很难分得清楚。商人之间，一旦有了勾斗，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一场谍战。

但无论如何，对老谢来说，结局不算太坏。生意场上起起落落的事情很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命运。有的人失败之后，就像凯旋，搞笔资金马上就重起炉灶，很快就可以创造更好的成绩出来，将过去的失败掩盖掉。就像海龟，被大浪拍到岸边，翻个身，又能游回大海。当然，也有人被拍到岸边之后，会成为咸鱼。我就是条咸鱼，而老谢是海龟。我不能以咸鱼的经验，来判定海龟的成败与得失。老谢追求的，也许就只是完成对美律的收购。至于客户，他并不在乎。景立的订单断了之后，他立即停止了耳机生产，转入另外一个行业。那个叫陶小柒的女人又回来了，成为他的合伙人。他们从南美购进一种廉价的红木，冒充缅甸红花梨，生产高档次的雪茄盒子，销往欧美和东南亚。这是冷门行业，利润相当可观。

老谢打过几次电话，叫我回去。我没答应。这十几年来，我混迹于一堆商人中间，不是自己当老板，就是跟在老板身后。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铜臭气息。我想换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我得感谢我的前妻，留了套公寓给我。尽管并非她的本意，只是当时的疏忽，但是对我来说，结果一样。我把公寓卖了，跟买下时相比，已经翻了好几倍。这是一笔可观的财产，在不挥霍的情况下，够我花上好些年。

我又回到了三十一区。在一家文化公司找了份兼职，不用坐班，偶尔出趟差，搜集些民俗方面的素材回来，然后坐在家里，写成一本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交给公司，然后又开始下一趟的出差。这样的工作很适合我，够养活自己，又很自由。闲着无聊的时候，我也会写写小说，这让我的生活有了一种奇妙的循环——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年轻时的状态里。只是身边没有了何莉，也没有了那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何莉我依然会关注，只是不再怨恨，很多时候，我甚至会为她的幸福而感到幸福。而我曾经的那些朋友，他们各自忙着，有的远离了文学，也有的还在坚持。这很好，坚持到底的人，都值得尊重。

不知从哪天起，我开始失眠，这让我十分苦恼。而且很快我就发现，比失眠更苦恼的事情，是我努力想搞清楚自己为何失眠。每次只要闭上眼睛，脑子里便有一堆纷乱的想法冒出来，有消极的，也有积極的，因此，我的失眠，也可以视为消极与积极的对抗。有天夜里，睡不着觉了，我爬起来，突然想到了那个海浪声催眠的方法。我马上出门，找到一家卖户外用品的店子，买了顶帐篷，是当年他用过的牌子。我记过很多的牌子，都没能用上，这次总算是用上了。老板是位女孩，买了帐篷之后，她又不厌其烦地向我推销其他产品。这不得不让我怀疑，我跟他当年买帐篷时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不同的是，他不会拒绝，而我拒绝了。

我打了辆车，星夜出发，前往这个叫沙鱼涌的村子。顺着山路，到了海边。沙滩上空空荡荡。这不是一个适合露营的日子，风太大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搭好帐篷。海浪声有点模糊，被海风送过来，让我觉得声音里也有股咸湿的味道。我望向那片礁石，上面空着。我突然想起那位夜钓的人，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钓者。我在帐篷边上坐着，等他前来。但他一直没有来。我有些伤感，总有些人像流星一样，会莫名地消失。后来，大海开始涨潮，海浪声强劲起来。我钻进帐篷里，躺下来，闭上眼睛。他的方法确实很有效果，听着海浪的节奏，我内心一片澄净，须臾间杂念全无。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半夜里海风将帐篷吹开，我也浑然未觉。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大风吹醒，眼睛睁开，发现含了一嘴的沙子。我拿了瓶矿泉水，爬到外面，把口里的沙粒洗漱干净，又找了几块大点的石头，放在四个角上，将帐篷压好，准备钻回去再睡个回笼觉。刚把帐篷掀开，就听到一阵沙沙的脚步声，有人在低声交谈。我转头看去，沙滩上出现了两条人影，背朝着我，身高差不多，一胖一瘦。胖的是个少年，把一个风筝线轮举在手里，沿沙滩上的海岸线，缓步往前走着。瘦的拿着一面鱼皮风筝，另一只手举起来，在测试风向。等风向测好，他转过身来，我立马就认出了那张脸。比以前胖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变得有点模糊。见到我，他笑了笑，然后一松手。少年加快速度，灵活地往前跑去。那只鱼皮风筝迎着海风飞了起来，飘飘摇摇地升到半空。这时候，天边有一抹晨光照了过来，明亮得有些奇怪。我看到一只巨大的魔鬼鱼，展开幅翼，滑翔在晨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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